李公明︱一周：与“家族生意”一起成长的……爱琳娜

　　是迄今为止中文出版物中关于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一部传记作品，作者通过广泛收集和运用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分布于世界各地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详细而生动地讲述了作为马克思的女儿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及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的爱琳娜·马克思的一生。在“译后记”中说，“在关于爱琳娜·马克思的传记著作中，这本书不一定是最详尽的，1972年出版的冯伊·卡普的《爱琳娜·马克思》囊括的历史细节更多，但是，注重从女性主义眼光、用女性视角来叙述爱琳娜的生平事迹上，这本书无疑是最全面、最具特色的”。读完全书之后，我相信这是比较中肯、客观的评论。如何写家的传记，这也是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反复讨论的话题，他认为必须要有历史学的严谨方法和学的敏锐眼光，我补充的是在这个时代的学术境况中，尤其是在选择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应该像里尔克说的那样“去珍惜重大的任务并努力学会与重大事物交往”。 我们都同意，关于家的研究和撰写传记，的确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乔纳森·斯珀伯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Karl Marx:A Nineteenth-Century Life，Jonathan Sperber，2013，邓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也简略地谈到爱琳娜·马克思，当然也是紧扣着他的“19世纪的人”这个核心主题。他说马克思的女儿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她们的社交生活是典型的19世纪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生活，比较特别的只是她们喜欢穿着19世纪中叶的女权主义者们推广的、但在当时难以被人们接受的那种灯笼裤去学校上体操课，以及把她们培养成为。对于她们的婚姻，理想的状况就是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创建一个有文化、有艺术气息的家庭，负责家事，生养孩子，但还要理解并支持丈夫的左翼志向”。（297页）如果放在今天，我不知道乔纳森说的这种19世纪的左翼知识的家庭观与婚姻观是否仍然具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爱琳娜都留在家里照顾她老去的父母，而这是在19世纪家里最小的孩子的一般命运。但是他对爱琳娜一生的概括只能说是比较表面化的：“她的人生受到19世纪末‘新女性’观点的影响，这类人在结婚前都有一份职业，或是投身事业根本不结婚，而她们的性观念也比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要。艾琳娜会独自坐在餐馆里看、抽香烟，公开表达她对这些观点的。她换过很多工作，曾在戏院里做事、当过记者，还参加过左翼活动，也有几个爱人。1898年，艾琳娜在最后一位爱人爱德华·艾威林的压力下，艾威林这个人是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中那种典型的无赖和粗人。”（298页）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爱琳娜本人真正下过深入研究的功夫，是难以真正进入她的人生世界的。

　　读完霍姆斯的这部《爱琳娜·马克思传》之后，不难发现爱琳娜作为马克思女儿的身份很容易了她作为19世纪末的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为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她整理、编辑了不少马克思的重要作品，这些文献大大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作为英国码头工人及煤气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她参与的组织活动和发表的文章以及无数都成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雷切尔·霍姆斯（Rachel Holmes）认为这部传记处理的是一个富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课题，作者找到了一种呈现传主生平的原创方式，并且能够平衡地论述了爱琳娜的生涯；凯特·索普（Kate Soper）则认为作者“非常巧妙地突出了爱琳娜·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想的贡献的全面影响和当代意义”。（引自）这些都是从与思想叙事的角度对这部传记的评价。作者在“序言”中说“爱琳娜·马克思改变了世界”，这固然只是一种文学修辞的说法，但是说“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爱琳娜·马克思的一生是最重大、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后，没有一位女性给英国思想和实践带来如此深远和积极的影响”，这无疑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描述。作者感慨的是，“她给后代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尽管这种遗产没有得到承认”。由此我想起恩格斯在爱琳娜的母亲燕妮·马克思的墓前的，“她的一生表现出极其明确的智能，卓越的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她这一生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这些话大致上也可以移用到她的女儿爱琳娜的身上，不同的是爱琳娜“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所看到的，她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爱琳娜的葬礼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花圈和去世后界各地传递的悼念信件足以说明她的国际性影响。

　　我们可以回到书中的一些细节来认识爱琳娜一生中的某些重要特质。1855年1月16日，早产儿爱琳娜·马克思的降生似乎已经预示了她后来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性别，马克思在第二天写给恩格斯的便条中说“不幸的是性别”，“要是生的是男孩，事情可能更令人满意”。无庸讳言，此时马克思头脑中的性别意识远没有他的朋友恩格斯那样和正确；还有就是因为她的出生，马克思无法完成他当天预定要写完的关于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军事错误的文章，错过了《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截稿日期；还有，更重要的是“爱琳娜出生于一个激进的家庭，这个家庭一直处于持续地被国家的状态之下”。（7页）一个由普鲁士派来的秘密特工早已对爱琳娜降生于其中的伦敦迪安街28号这所房子内外了如指掌，他对这所房间的描述报告就放在普鲁士内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而这位部长就是燕妮·马克思的同父异母哥哥费迪南德。“在爱琳娜整个童年，费迪南德一直暗中爱琳娜一家。”（9页）在当年伦敦的者圈子中，有不少人是派出的密探，他们不仅、，而且还会主动发表言论、参与活动，马克思家的朋友显然是他们最为关注的目标。如果说爱琳娜是伴随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成长的，也可以说是在普鲁士特工的中成长的。另外，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爱琳娜的童年故事中，“中国”是一个有特殊魅力的概念。爱琳娜的姐姐珍妮有一个绰号是“中国的女皇”，在爱琳娜的绰号“杜茜”中也有来自中国的影响。“马克思一家人对中国很，密切关注着慈禧太后的活动。”（5页）6岁那年爱琳娜得了黄疸病，她就宣布自己成了中国人，并要将自己的卷发编成小辫子。她甚至还会自己发明汉字，她还认为小骗子喜欢所有中国的礼节。虽然在这个小女孩头脑中的“中国”形象更多来自当时人在上获得的关于中国的印象，但是也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密切相关。“185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探讨了这个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及其界上的重要性，大多数是给《论坛报》的。一切中国事务都是马克思家中的讨论焦点。”（51页）我们也知道马克思在1860年曾以“中国人的工资”一词来形容世界酬最少、受最深的工人群体；而关于中国的太平运动，马克思曾经写道：“他们给予的惊惶比给予老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来与停滞对立，这种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的in Persona（）。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中国记事》，186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54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

　　作者在“序言”中说，“社会和激进思想是爱琳娜·马克思的家族生意，只是这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逐步转变人们的生活，使他们生活得更好”。在这里，“家族生意”这个说法非常形象而且富有深意，是对马克思的家庭与他的朋友们所共同从事的事业的一种形象概括，爱琳娜的确就是与“家族生意”一起成长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在他们的思想中呼吁“废除家族制”和“废除继承权”，但是他们的“家族生意”却似乎是命定的。从“家族生意”的视角来看，很自然会把视线从家庭扩展到朋友圈。马克思的朋友圈大部分是19世纪的者，这个圈子中多的是地下者、者、国际主义者和不的人。马克思的家庭与他的朋友圈总是要发生紧密联系，因而他的家总是要成为朋友圈的中心，因此他在日常生活的贫困中总是还要考虑节省开支以便支持和招待那些生活极不稳定的朋友。到了爱琳娜自己的时代，与他父亲的客厅有所不同的是增加了更多来自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者。“正如已故的伟大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的，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小客厅就可以轻松地容纳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者。爱琳娜是马克思家族中唯一一个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者，爱琳娜和她的朋友们可能就占了小客厅的一半以上。她说：‘在英国，目前社会主义还仅仅是一场文动。’她把这场文动从空想搬上街头，搬上舞台。她实践并检验着。”（“序言”）霍布斯鲍姆说的“一个小客厅就可以轻松容纳……”，也是一个关于时代的有意思的话题。爱琳娜在大英图书馆寻找资料，在书房写作，与激进的左翼朋友彻夜长谈，但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世界——“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这句名言可以作为爱琳娜一生最本质的诠释。关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那些像爱琳娜那样踊跃参加社会的人，巴巴拉·W·塔奇曼在60年代的一次中曾说，“很难让今天的人明白，当年的无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阶级和工会，以及无论哪个阶级、哪个种类的社会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是如何澎湃，如何矢志不渝，如何不疑”。（《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256 页，张孝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无论思想如何有分歧，那些人都明白不能以作为的武器，都知道光议论是没有用的，就像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他在与阿尔卡狄分手时激动地说：“你们不肯战斗……可是我们却要战斗。”这也是爱琳娜所拥有的与口吻，1892年11月26日她在写给姐姐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当你生活的现实，会发界远非看起来那么光鲜，我们中有多少人能践行向别人宣讲过的大道理呢？”（见本书扉页）这个问题难道不也是同样撞击着所有时代中的那些的心灵吗？虽然爱琳娜和她的父亲一样并不赞同无主义，但是克鲁泡特金强调一次行动胜过1000本小，认为词语会“像的钟声一样消失在空气中”，需要以行动来“刺激对剥削的，嘲弄者、表现出他们的弱点，更重要的是一直要反叛的”——这种与气质在19世纪晚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还是可以激起共鸣的。

　　女性主义的视角和观点无疑是这部传记的基本底色之一，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纽带就是关于女性主义思想上的理解与共鸣。另外，在中译本以“她这样的一生”作为书名（原书名“Eleanor Marx：A Life”），似乎更增添了一种女性的人生宿命之感。爱琳娜的女性主义与气质当然来自于她的家庭。她从小就是玩伴们的头头，马克思一家由于她的知名度而逐渐在整个街区出名。在她的童年阅读物中有《格林兄弟的故事》、《莎士比亚文集》、《鲁滨逊漂流记》、《尼伯龙根之歌》、《天方夜谭》等等，还有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小说以及歌德、雪莱和马克思一家的朋友海涅的诗集，还有包括黑格尔、卢梭、、傅立叶等人的历史、科学和哲学的重要文集。“爱琳娜继承了马克思对莎士比亚无条件的爱”，她在6岁的时候就会熟记莎士比亚的一场场戏，能莎士比亚关于国家和弑君的独白。似乎难以想象的是，马克思在研究15世纪末《议会法案》中针对穷人的强制压低工资的法律条款时，他能够以讲故事的方式给爱琳娜解释了英国在这方面的历史，说“爱琳娜与《资本论》一起成长”（45页）绝非虚言。除了书本与故事，家庭氛围中的国际主义也对她产生极大影响，直接塑造她的思想和人格。再往后，在爱琳娜的思想成长中发生重大作用的是她亲身接触的兄弟会、巴黎起义，而她爱上的第一个恋人就是从巴黎最后的街垒战斗中的战士、后来在她协助下写出《巴黎史》的利萨加雷。“爱琳娜在巴黎时代长大，面对所有挑战和矛盾，她通过自己的生活展现了女人生活的其他可能性。作为一般的事件来说，巴黎是失败的，但作为一个性别事件，它却是妇女解放运动史上非同寻常的里程碑。”（116页）在我过去关于巴黎的认识中，的确忽视了女性主义运动的视角。其实，作者在全书中不断提醒读者不能忽视女性与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的关系，比如谈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她引用最新的研究强调是玛丽·伯恩斯使恩格斯，“恩格斯把玛丽带回了家；玛丽把恩格斯带到曼彻斯特移兰移民社区的住宅和核心。她向他展现和解释工厂和国内工人的状况。她的角色是指导性的、苏格拉底式的”。（56页）

　　最令读者揪心的是爱琳娜在爱情生活中的不幸和非婚同居的悲惨结局。那个社会主义家和戏剧作者艾威林在思想上对爱琳娜产生吸引力固然不难理解，但是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对他的人品很不信任，唯独爱琳娜很不幸地被遮蔽了双眼。作者曾说是爱情了她的眼睛，我倒认为更有可能是思想了她——对方更多是出于智力而并非真正相信的激进思想，以及她自己心中关于女性必须特立独行的激进思想。悲剧的发生与演变过程并没有多少思想的意味，而更像是一个遇人不淑的传统故事：艾威林品行不端、自利、、自始至终都是，而爱琳娜虽然非常痛苦但仍旧以坚强的意志试图让浪子回头，最后因彻底失望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的宿命，18世纪英国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女权》的作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曾有过两段不幸的爱情，并且两次未遂。当然，这些悲剧不会使她们的思想和对公共生活的杰出贡献显得逊色，相反会使今天的人们更能理解她们为追求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幸福所具有的勇气和付出的代价。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作为女人的爱琳娜·马克思把她生命中的矛盾留给后人思考，作为家、思想家、女性主义者和活动家的爱琳娜·马克思又促使我们思考我们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