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开美甲店的中国女人

　　那一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整个欧洲经济遭到打击，法国也不例外。我们学校的学生出去找毕业实习时，无人问津、简历寄出如石沉大海，完全不是一年前意气风发、大公司大银行抢着要的光景。

　　加上同期萨科齐出的盖昂通函，除了十个人才紧缺的科技类专业以外，一般的外国学生即使找到工作，也一律不给发放工作居留。

　　在投了几百封简历、面了寥寥无几的几个试之后，灰心丧气的我天天坐在家中上网时间。正好有一个相识的阿姨有意投资我和她女儿开美甲店，问我的意向。“你要是真想做，可以先找一家美甲店，学习了解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经营的，偷偷师。”临走时，阿姨给我布置下任务。

　　于是我在巴黎的华人论坛上看到“星星美容院”招聘美甲师，并愿意培训完全没有经验的学生时，第一时间拨打了招聘广告上的电话。没等我开始解释为什么要打工，电话那头一个淡淡浙江口音的女声，就问我什么时候有空来上班。

　　“星星美容院”在巴黎九区，从我所住的郊区坐城郊快线过去，大约需要四十五分钟。下了地铁，转过有巨大的麦当劳招牌的街角，沿着一条布满了各种卖可丽饼、卖土耳其烤肉、卖中国服装、卖锅碗瓢盆、卖化装舞会用的假面和迪士尼衣服等所有想得到想不到的匪夷所思的小商业街，往北走五分钟，“星星美容院”粉色的招牌小得我差点错过。

　　“星星美容院”门店也是粉红色，有点恶俗的那种菱角粉，粉色的木框框着一面玻璃橱窗，橱窗上展示着已经被太阳的夕照晒干了的各色OPI指甲油和蒙了一层灰的塑料假指甲展示板，周围贴了一些金色的纸剪的星星，大约是为了呼应“星星美容院”的主题。

　　店门小小的，推开的时候发出老式木质门的吱嘎声，伴随着提醒客人到来的风铃声响，店里的三个戴着口罩的女人从她们的工作台上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

　　离结账柜台最近的那个女人朝我点点头，口罩上露出的秀美眼角向上飞斜。摘下口罩，轮廓分明的丰满嘴唇上，涂着正红色的口红。

　　“你是刚才打电话来的那个学生？”她指指工作台对面，“你坐，稍微等一下，我们先忙完这个客人。”是刚才接电话的浙江口音的女声。

　　我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去，对面只有两张下面连着粉色洗脚池的皮座按摩椅。我犹豫着，不敢抬脚爬上那看上去离地一米高的椅子。

　　好在此时，刚才说话的那个女人站了起来，她给面前刚刚做完美甲的女客面前摆上一台迷你小电风扇，用不熟练的法语对她说，刚做完，吹一吹比较快干。自己径直走到柜台，从柜拉出一把小圆凳子递给我。

　　“看我这指甲还没干，您自己从我钱包里拿吧，”客人是个棕色披肩卷发的四十几岁的法国女人，自己也哈哈笑起来，“天天来，您都知道我的钱放在钱包的第几层了。”

　　女人从客人的钱包里拿出一张20欧元的纸币，特地拿到她面前让她看到了，再从柜台里拿出一枚2欧元的硬币，放进客人的钱包里，又把钱包放回了她的手袋。

　　何秀丽是“星星美甲店”的老板娘，但我的美甲学徒生涯，实际上并不是由何秀丽带起来的。手把手教我的人，是黄鹂。

　　黄鹂是上海姑娘，一开口声音也和她的眼睛一样懒洋洋的，烟瘾却极大，哪怕再忙，每做完一个客人，必定要出门抽根烟，再回来继续做工。何秀丽也并不管她，因为她的美甲和修眉技术是极好的，经常有上门的熟客指名要由她来做，她收到的小费也往往比别人多。

　　我看过她给客人修手，一只手轻轻地托着客人的手，像捧着一件珍宝般，食指和拇指轻柔地捏起要修的那枚手指甲。口罩上方，一双丹凤眼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中的那只指甲，眉头微微拧着，另一只手或执修死皮的小剪子，或执指甲油的小刷子，仿佛在雕刻一件艺术品。

　　她自己长着一长白净的手，如葱白般的手指上指甲剪得短短的，不涂半点指甲油，据她自己解释说，天天拈着棉片沾了洗甲水给客人卸甲，要是涂指甲油，早就斑斑驳驳了。

　　“不过也总有人爱美，”黄鹂朝阿娣的方向轻轻一努嘴，“装了那么长一根假指甲，做起活儿来又粗，时不时不是把指甲油涂出了边，就是把客人的手皮剪破了，手忙脚乱的。”

　　指甲油如果涂出了边，一般就用一根刷毛又硬又扁的小刷子，蘸点卸甲水，擦掉即可，就是多花费点儿时间；如果把客人的手剪破了皮，就比较麻烦了，有时候人家一气恼，何秀丽只好忙不迭地给对方道歉加免单。

　　黄鹂自己当然不会把指甲油涂出边，但是做久了，剪破皮的事儿难免会出一两次。有一次我眼睁睁看着客人指甲根儿的皮被剪了一角，血立刻冒了出来，黄鹂反应却快，拿起一片棉片，蘸一点酒精，在客人还未来得及疼得发出“呲”声之前，口罩上方，那对丹凤眼一抬，冲着客人歉意一笑，柔声说一句“真抱歉呀”，一边顺手抹掉血点消了毒。客人再看自己手指的时候，血已经没了，也就没再说什么。

　　“这种时候你不能着急，”黄鹂一边用客人听不懂的中文和冷静的语调告诉我，“你一惊一乍，自己先乱了阵脚，客人当然也要急了。快速消毒止血，跟人家笑一笑，轻描淡写道个歉，一副啥事都没有的样子，人家也就不好意思小题大做了。”

　　教我做指甲的不止黄鹂，还有一位，却并不是店里的员工。这人第一次来店里的时候，我上前接待他，却犹豫了一下，不确定要叫他“先生”还是“女士”。只有当黄鹂介绍，“这是我表弟”时，我才暗想还好刚才没有冒失。

　　他看起来很年轻，比黄鹂小个五到八岁的样子。果真是熟客，自己径直走到店里的消毒柜前——这消毒柜根本没有打开消毒功能，里面却亮着一盏像模像样的紫光灯，以应付法国的卫生检查员——伸手从里面拿出一只死皮剪，一坐在黄鹂的工作台前，径自剪了起来。

　　“哎哟坐到那边去，不要来影响我工作。”黄鹂皱着眉头赶他，手里却不自觉拈起表弟的食指，另一只手则抢过了他的死皮剪。

　　我这下推辞不得，只好接过了那枚剪子，坐到了黄鹂的工位上。表弟的手指出乎意料地细致白嫩，简直不像一个男孩子的手。我用推子蘸了点软化死皮的凡士林，在他的指甲上推了推，没有推出多少死皮；只好拿棉片把凡士林抹了，颤巍巍地抖着，将死皮剪的刀锋贴上了他的指甲根。

　　“哎，姐姐，这样吧，我先来给你示范一下。”表弟笑嘻嘻地接过了推子和剪子，拈起我的小指。“顺序呢从客人右手小指开始，按顺序一根一根做到左手小指，这样不容易把刚才涂好的指头碰花了。先用酒精擦一遍指甲，右手小指到左手小指；然后按同样的顺序，给每根指头涂凡士林，再拿推子从指甲尖往指甲根推，把死皮都推到指甲根，堆成一条死皮线，这样才好剪。记住剪之前一定拿棉片沾酒精把凡士林擦掉，不然油腻腻的，手一滑就剪到肉了。”

　　表弟一边，一边示范。他的手法真是娴熟细腻，以致我怀疑他以前也是做这行的，虽然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可能性很小。

　　“黄鹂的表弟跟她一样，两人都神秘兮兮的，”我对何秀丽说，“我到现在除了知道黄鹂的名字和家乡，其他什么她都不愿意多说。”

　　“什么表弟，”何秀丽淡淡地接话，“那位是黄鹂的女朋友。她俩是那个，就是你们现在年轻人很流行的，同性恋。”

　　五月，是巴黎最甜腻的季节。前半年缺席的阳光，迫不及待地天天争着露脸，仿佛要把积累几月的阴沉都补偿回来。所有的花仿佛都约好了在这个时候。

　　这时候的节假日也最多，和中国休节假日、周末来补班不同，法国人最爱“搭桥”，如果节假日逢周二或周四，就连带着把周一或周五的假也请了，搭一个四天的长周末，找个不太远的城市旅旅游，或者去自己或家人的度假别墅度短假。

　　到了五月，我在星星美容院打工就满一个月，基本的美甲技能也学得差不多了。然而相比起做手指甲，我还是更喜欢做脚指甲，因为做手的客人总会时时盯着自己的手，你所画的每一个线条，她们都要拿起来瞧了又瞧，而做脚便没有这些压力。

　　何秀丽知道我被客人盯着做会紧张，可能也是怕砸了自己美容院的牌子，有做脚指甲的客人便尽量叫我去。有时候来了个黑人女客，她便会意味深长地笑，“这个脚上能刮下来一公斤死皮，你在地上多铺几层纸啊。”

　　“星星美容院”的员工们只要手头有客人，就得戴着口罩。一方面是为了呼吸时不把口气吹到客人脸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店里的空气长期洋溢着刺鼻的指甲油和卸甲水味儿，按照何秀丽的说法，“幸好我开这个店的时候孩子都已经生好了，不然啊，一直吸着这种味道，孩子都要生不出来的。”

　　于是平日里只能看到同事们从口罩上方露出来的眼睛和额头。皮肤白白嫩嫩、长着一双似睡非睡的丹凤眼的是黄鹂。

　　另一双眼睛则是深深的眼窝配上沉重的双眼皮，黄黑皮色，乍一看以为南，双眼之间却隔得很开。隔着口罩，单看这双眼睛，竟有一种来自异域的美。然而摘了口罩，能看到从两侧鼻翼延伸至唇角的两条深深的纹。这双眼睛来自阿娣，店里的另一个员工。与她的眼睛透出的神秘异域风情不同，阿娣本人不爱说话，有时甚显木讷，平日只是默默地做着手头上的活儿。只有在特别高兴的时候，她会拿手机里的女儿照片给我们看。她的女儿今年刚二十岁，在一家旅游大专学习酒店管理。照片里的少女有着和阿娣一样的眼睛，但是鼻子嘴更显精致一些，笑起来多了一丝天真的媚态。

　　“我叫她好好学习，去五星级酒店找个实习，那里比较容易找到老外。找个有钱的老外，才不用那么辛辛苦苦的。”阿娣显然对女儿的前已经规划得很清晰了。

　　“找老外干什么，上海的老外都是穷鬼，”黄鹂插嘴，“听说过那句英文吗，white trash，白色垃圾，有本事的老外去中国干什么，都是这种在国外混不好的才想去中国碰运气。”

　　“老外有什么好的，一身毛，又臭烘烘的，有空的时候跟他们玩玩就行了，谁还真的傻到嫁给他们。”何秀丽在一边煽风点火。

　　阿娣的脸上挂不住了。她现在的老公就是个老外。何秀丽曾经跟我们偷偷说过，阿娣是在国内离了婚，偷渡过来，一开始在美丽城跟着东北做“那种生意”的，后来找到一个不知怎么愿意娶她的白人老头，她就嫁了过去。

　　“那老头， 比她大至少二十岁吧，脸上满脸的皱纹，啊哟这么深，笑起来跟朵大菊花似的；头上呢又稀稀拉拉没几根白毛，往前拨吧，后面露出来；往后撸吧，哎呦前面又盖不住了。”跟我们说这话时，何秀丽夸张地在自己脸上比划着。

　　“各得其所呗，给老头做做饭，陪着睡睡觉，的纸张（身份）就有了，想做工做工，”何秀丽摇摇头，“不用像我们当年那样，躲躲藏藏了七八年，终于等到总统，给我们发了居留纸，才能做起自己的生意。”

　　何秀丽自己不是没有追求者。时常有个法国中年男人来店里找她，一头半灰不白的中长发，身材倒是高大健硕，有时扛来一箱矿泉水或者牛奶，有时给她带来一袋刚出炉的可颂面包。何秀丽跟他打招呼，行贴面礼，用她不太标准的法语与男人闲聊两句，然后就低头招呼客人去了。倒是每次都会把他带来的水或食物地分给我们吃。

　　“男人嘛，尤其这种老外，玩玩就行了，跟他们不用认真。”何秀丽有时淡淡地补一句。有时又忍不住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她上个周末和这个男人去他老家海边开帆船的照片。

　　照片上的她戴着墨镜，上半身穿着红色比基尼，下半身是一条白色迷你裙，衬托出她仍然年轻健美的身材，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男人则一只手虚搭在她身后的帆船杆上，那只手，仿佛不敢落在她的窄窄肩膀，怯生生地，在海风里，似乎落了个空。

　　我刚进美容院试工第一天，就注意到了墙上挂着的“巴黎十五区综合美容学校授予何秀丽女士资深美甲师之文凭”的纸样，还贴了她的证件照，仍然是明媚大眼，轮廓鲜明的红唇。

　　按照法国的法律，在美容院开展一项服务，服务人员必须有指定的美容学校授课点所颁发的文凭。却没有见过黄鹂和阿娣的，何秀丽解释说，只要负责人有文凭就可以了，其他员工，如果遇到监工局来查，可以解释说她们还在学徒阶段。

　　原本美容院的墙上只贴了一张美甲的文凭，并没有修眉等其他分类的文凭。后来有一天，何秀丽在店里神神秘秘地打着电话，挂了电话对我说，小陈，你法语好，帮我打个电话，跟十五区的美容学校订一个约会吧。原来是她在附近开美容店的姐妹，因为资格证不齐关门整修，这一通电话把何秀丽给吓着了，于是要把店里所有业务的文凭都补上。

　　那是我第一次和何秀丽单独相处。就是在这一次的相处中，我才了解到原来所谓美容文凭，只要集训一天到三天的时间，就能拿到，最重要的是给学校交上不小的一笔钱。交了钱，按时上课，基本上什么人都能拿下培训文凭。

　　何秀丽的丈夫是在她三十岁的时候死的。那时他们偷渡到巴黎整整五年，两个孩子一个三岁，另一个还没满周岁，还黏在她的身上吃奶。

　　那五年间，何秀丽与先生打过各种不同的零工，大多数是在地下工厂给人裁衣服，有时也会带活儿回家做。不敢去饭店做后厨，怕上门来查黑工。工作的时候，何秀丽把三岁的那个孩子寄送到一个老乡姐妹家，没满周岁的那个就背在身上，除了哇哇大哭的时候解下来给他喂喂奶，其余时间都眼皮不敢眨地盯着手头上在缝纫机的针下来来回回的布料。一个小时给30法郎的工钱，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下来，就是300法郎。

　　来的那天，谁都没有预料到。几个穿着、背着枪的用大皮靴踢开工厂门的时候，何秀丽整个人都傻了，孩子还叼着她的乳头毫不知情地用力吮吸着。她的丈夫倒是立马反应过来，站起来就往窗边冲去，缝纫机翻倒在地。当然毫不犹豫地追过去，看到这个偷渡的中国人已经站在窗外的窗沿上，双手攀着积满灰尘的玻璃，利用那一点点的摩擦力维持平衡，一边往隔壁的住户阳台移动。

　　一个年轻的直接端出枪，将枪口伸向窗外，试图给偷渡者造成，却就在他举枪的瞬间，偷渡者的手没能顺利拉住邻居的阳台，脚却已经迈了过去，踩了个空，从那个老式的巴黎阁楼上，七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摔了下去。

　　端着枪的愣住了，同时他听到了一声恐怖得不似人的哀嚎，来自一个女人。还有婴孩突然爆发的哇哇的啼哭声。

　　何秀丽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正在去往美容培训学校的地铁上。地铁五号线有一段线，从看不见隧道外墙的地下，驶入地面的轨道桥。

　　地铁驶出地面的第一站，就是火化何秀丽丈夫的殡仪馆。在她说这个故事以前，我都不知道那是殡仪馆，外表上看起来和一栋普通的巴黎办公楼并无区别。从巴士底狱纪念广场流出的河渠，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

　　几个小时之前，几个闯入了店里，何秀丽和黄鹂被押走。何秀丽是因为只给阿娣申报了社保，没给其他员工申报，违反了法国劳工法；而黄鹂则是因为只有捷克留居权，没有在法国的工作权。我和阿娣虽然并没有违法，却仍然被留下来做。

　　被押着走出店门前，何秀丽突然回头冲我喊了一句话：“小陈你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无论他们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

　　然而此时坐在我面前的女警和颜悦色地开口，“陈小姐，不用担心，我们只想了解您老板雇佣您的一些状况，您本人没有任何错误，不会受到惩罚。我们希望您配合我们，对于一切问题，都按实际情况来回答。”

　　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做真正的，我连一丁点儿撒谎或者隐瞒的胆儿都没有，一心只想着怎样能够快快地结束。

　　我沉默了。我做的是全天的工，拿的也是全工的工钱，但何秀丽当时跟我说的，是每天报工两小时，因为这样，劳工局既有了报工的信息，就算有人来查，我不在报工的时间里上班，她也可以，说我此刻是在学习或者只是来店里取东西。这样的情况下，她只需缴纳两个小时的工税即可。

　　“您不用害怕，”女警看出了我的犹豫，“我再次强调，这个事件里，您是被法律的，我们希望您配合我们，告诉我们真实情况。”

　　何秀丽临走前让我什么都说不知道的又在我耳边响起。然而女警的鼓励和温和语气中隐隐的，又让我无法控制地担心自己隐瞒和的后果。

　　“陈小姐，我们知道您作为外国学生在巴黎生活和学习的不易，”女警循循善诱，“您想通过打工来支持自己的生活，然而有许多的老板正是利用您迫切想要工作的心理，给出了非常严苛的工作条件和极低的待遇，他们这样的行为是的剥削，不仅违反法国的法律，而且导致了很多跟您一样年轻的者无处寻找支援！您是一个者，但不是唯一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您这样的人。所以请您一定配合我们，如实把您所指定的情况都说出来。”

　　也许是她激动的话语让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被理解和被支持的感觉，再三犹豫，我还是开口说：“我是上午十点开始上班，晚上……有时候没有客人我六点就能走，客人如果多，需要帮忙的话，我会留到八点。”

　　女警猛然抬高的眉毛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的惊讶。在法国这样一个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的国家，我作为一个打工的学生，这个上班时间是明显违法的。

　　“还有，她曾经跟我说过，她只打算每天报两小时的工。”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又补充了这句话。“我开始上班第一天，她就告诉我，一定会给我报工。但是之后一直没有提这件事情，我也是第一次打工，不知道报工需要什么程序。她到了这个星期，才告诉我，应该把社保卡给她，她好拿去报工。这时候我已经工作了两个月了。”

　　实际情况虽然是这样，但何秀丽这两个月来对我们的种种照顾又浮现在我眼前。她每天从自己家里带做好的菜来，中午用微波炉做米饭让我们在店里吃饭，还时不时出钱买水果请我们吃。我们这条商业街上全是不便宜的餐馆，如果不是她自发地供我们午餐，中午出去吃顿饭的钱基本要顶掉一天的工资的。

　　还有在我生病、或是学校有课业，需要请假的时候，她从来都不为难我，当天打个电话就让我去忙自己的事情，还不扣工钱。如果因为客人多，晚上留到比较晚，她也会主动给我补贴，并不是女警说的那样一味地剥削员工。

　　“她确实是拿了我的社保卡，承诺给我报工的，但是这段时间店里比较忙，我想她可能只是一直没时间去，不是故意拖着不去的。”

　　又过了几天，何秀丽打电话来，说今天可以回来上班了。黄鹂没有在店里出现。阿娣低头做着一个女客的指甲。早上只有这一个客人，何秀丽坐在收银的电脑前，看到我进来，冲着我点了点头。

　　“还好。审问了几个小时就出来了，没有关我们。交了一万两千欧元的罚款，八千是黄鹂的，四千是你的。黄鹂以后不能来上班了。”何秀丽语气平淡地回答我。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贝纳德来交的金。”

　　局查工事件之后，黄鹂再也没有来上过班。何秀丽倒是一如既往的，每天接电话、约客人、亲自做美甲修眉和按摩，仍然每天给我们带饭菜，买水果吃。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

　　6月中的一天中午，一位女客在和我闲聊之后，向我发出了实习职位的邀请。她是一家营销咨询公司的CEO，最近接了一个厨具品牌的客户，想举办一个世界饮食文化的展览，所以需要找一个实习生做中国和印度的饮食市场考察。

　　听完我因为紧张而语无伦次的辞工理由，何秀丽并没有表示惊讶。她只是点点头，说：“恭喜你啊，小陈，终于找到实习了，去法国老板那里，要好好干啊！”彼时店里已经新雇了一个人，也是留学生，但是是熟手，据说几年前就在何秀丽这里打工过。因为这个新的人手，何秀丽同意我立刻辞工去实习公司入职。

　　在星星美容院工作的最后一天，我仍然十点准时到店。店里的客人不多，我便利用时间，自己留在店里的杂物。

　　其实也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东西，有一只塑料饭盒，长期放在小小的员工休息间的柜子里。何秀丽经常用微波炉热了菜，我们便用各自的饭盒分吃了。那天中午，她带的是牛肉青菜炒年糕。我在旁边的早市买了新上市的草莓，饭后洗了请大家吃，算是和美容院的同事们告别。那天下午我还见到了许久未见的黄鹂，她说要先和“表弟”一起回捷克，之后的事之后再说。

　　与朋友约了在九区的一家中餐馆吃饭，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地铁站。走出地铁站，熟悉的麦当劳仍然矗立在转角，橱窗底下的流浪汉，自然是换了人，从前的老头不见了，一个长辫长裙的吉普赛女人带着两个小孩，做出悲苦的表情在向人乞讨。

　　走在这条熟悉的街道，脚步不由自主地，向那块粉红色的招牌走去。招牌并没有变，然而橱窗焕然一新。2009年最受欢迎的法式白边指甲已经不再流行，橱窗里展示的是最新的防脱水晶甲。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里面仍然是三个女员工，戴着口罩，专心致志地做着手头的活儿。又是一年五月，店里客满为患。

　　阿娣推辞了一下，才重新戴上口罩。一边继续给客人美甲，一边和我聊着。她告诉我，两年前何秀丽的朋友把店盘了下来，她还在这里做，带着一个正式员工和一个留学生学徒，生意“还行、还行”。我很自然地问，那何秀丽去了哪里。

　　“生病了？生了什么病？严重吗？”追问出这句话的同时，我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如果不严重，何秀丽这样要强的人，怎么会把经营了多年的店转让给人。

　　从阿娣那里要到了何秀丽的手机号，我并没有立刻拨通。不知道是担心打过去听到她不好的消息，还是害怕自己没有办法正确地选择慰问的语言。手机号存在联系人里，我犹豫着，告诉自己，这个周末一定要打。到了周末，又跟自己说，周末她可能和家人在一起，还是等下周找一个晚上，再打过去好好跟她聊聊。

　　“喂喂，小陈吗？”还是她那有点急躁的声音，电话这头，我又惊又喜，听她说：“阿娣给了我你的电话，听说你回到法国了？”她的声音里，听不出疲惫和病痛，我眼中浮现出她风风火火的样子，和凌厉的大红唇。

　　彼时我正在的公公婆婆家，一看手机，信号只有一格。远处传来了公婆唤我们吃饭的声音。“秀丽姐，我听不清你说话，这里信号不好，不然我改天再打给你吧。下次再聊啊！”

　　地铁五号线仍然经过那一站。从看不见隧道外墙的地下，驶入地面的轨道桥，习惯了的人们的双眼，忽然见到了满眼的，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眯上眼睛。那，是双重的，有天上直喇喇的阳光，还有被巴士底运河水反射出的阳光。站旁是巴士底狱的纪念广场，总是有成群的鸽子和成群的游客，一些小青年三五成群地或坐或卧，喧哗着，抽着烟，把手中喝光了的空啤酒罐捏得喀拉喀拉响。

　　而我总是记得，五年前的那个五月，和她一起坐地铁经过这里，她给我讲述的她的偷渡生涯，和丈夫意外去世的故事。

　　我记得她秀美的眼角向上飞斜的眼睛，记得她形状姣好的乳房，在她生命结束之前几个月被切除了。她们曾骄傲地挺立在这世界上，如同她的眼睛，即使在讲述这些悲惨的过去的时候，即使经历了这样艰辛的生活，仍然没有失去过光彩。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定居巴黎逾十年，从事与文艺完全无关的咨询行业。十三岁起在儿童文学、女友、青年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曾经营个人博客访问量过十万，现偶尔写写号玩。不敢将写作视作梦想，但写作带来的自在和安全感，确是生命中无可取代之物。

　　“世界药丸”是三明治的一个讲述当下中国和世界之间发生的各种有趣故事的栏目。可能怪力乱神，可能匪夷所思，可能让你大开眼界。这些，不过是日光之下的一种存在，也是中国和全球化不断耦合，偶尔脱离的一种过程。请发送作品到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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