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

　　编者按：今天（2018年12月17日）是胡适诞辰127周年，《东方历史评论》刊发此文纪念胡适先生。

　　五四运动之成为现代中国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震撼力外，还与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所建构的强势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不讳的事实。因而伴随这种意识形态的解构，对五四运动的争议、反思甚至，也就成为近年来学术界一件引人注目的事。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五四运动与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主义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关系，已有论者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主义作为历史人，如何阐释五四运动，则鲜有人论及。本文试以胡适为，对主义与五四传统的内在关联作一疏导，通过这一论述，对于现代中国主义的思想特点和运作方式，我们也许能获致更为深刻的认识。

　　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五四运动，即它不单指1919年的五四事件，还涵盖前此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主要由两大催化而成，即激进主义和主义。这两大汇合的历史缘由在于他们对于传统的文化主义和致力于建设有着共同的兴趣。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所提出的、科学，胡适在《新的意义》一文提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为他们的共识。激进主义和主义的姻缘结合，为运动的推进注入了双重动力，但两大毕竟渊源各自，取向不同，个性迥异，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分化、离散的结局。

　　五四运动的双重动力决定了与其相联的双重色彩。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如是描绘那场震撼全欧洲的法国大：18世纪和大，像共同的源泉，生成了两股巨流，第一股引导人们追求制度，第二股则引导人们追求绝对。五四运动也呈现类似的情形。以它与前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相联系的一面看，五四运动发展并强化了两种观念：与。在观念形态上，将人们引向对旧制度、旧思想、旧习俗、旧生活方式的反叛；则成为人们谋求建立新社会、新、新、新生活方式的价值标准和观念基础。两者并非一回事。不等于，相反，过程中时常伴随不，伴随你死我活的斗争，有时会与冲突，甚至以为代价。也并非，是各种派别都要遵循的行为规范，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相互依存的社会契约，是承认人各有其价值并听其发展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是一个历史过程，谋求的方式，渐进往往比更合理、更富有成效。

　　与是五四运动中真正具有影响力并渐次上升为主流的两大观念。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和并不是五四运动的发明。在此之前的辛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党人既提倡反清，又追求。1912年成立的是与相结合的一个。这一无论从它的内在构成，还是从它植根的社会土壤来看，都很幼嫩。民国初年所出现的乱象和文化复古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意识和革新观念极为脆弱，一大批党人在二次失败后亡命海外，更是说明新旧力量对比的格局没有真正改观。新文化运动蔚然成为不可的新，并衍及层面，爆发了五四事件，在观念上产生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的观念深入社会，是否成为进步与的分界线；二是成为支配知识的理想，能否构成他们评估好坏的标准。这两大观念相互重叠，又相互矛盾。它们的突破得力于五四时期鼎盛一时的激进主义和主义的阐发。激进主义以决不容他人匡正的姿态推动文化革新，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得力于这种的激励。主义思想、兼容并包。打破传统的道统观念，民族文化所蕴藏的内在能量从而得以迸发。不过，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主义，在他们的思想性格形成中都存在内在矛盾和外在冲突。激进主义并不，但他们对的热情以及不择手段，最终将他们推向了反的道。主义也不反对，但他们对纯正生活方式的追求，使他们不得不抛弃日渐化的，了渐进之。这两大思想派别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强化各自的思想定势，构建各自的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了与五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大传统：激进主义的传统和主义的渐进传统。

　　五四运动的双重动力和覆盖在它之上的双重色彩，以及与它相联结的两大传统，决定了诠释这一运动的话语（Discourse）的两重性，亦即本文所欲提示的五四话语的两重性。

　　激进主义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强势意识形态，它所构筑的话语系统因此也成为一套强势话语。它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从陈独秀开始，中经瞿秋白、新启蒙运动，到臻于成熟。陈独秀高扬五四运动的，瞿秋白突显十月的影响，三十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则构筑了启蒙与救亡两大命题，高屋建瓴，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作用作出合乎新主义理论的解释。随着激进主义对五四运动这一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题材的有力阐释，五四话语也渐次被他们所掌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引导中国知识的思想主流，不难想象，进入五四运动这一研究领域的绝大多数学者自然也接受了话语的洗礼，在研究思上表现出与这套话语系统的衔接。

　　主义从二十年代以后创建《努力》、《现代评论》、《新月》，到三十年代创办《评论》，再到四十年代后期发刊《时论》、《观察》等刊，为追求自己的理想做出了艰苦的探索，然而因种种历史条件，它未能建构起成熟的思想体系，更不用说意识形态。因此，它构筑的话语系统也只能是一种弱势语言。五四时期，胡适发表《新的意义》，对新文化运动应具的气质和选择作出明确的阐释，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献。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胡适和蒋梦麟发表《我们对于的希望》，他们也是以知识的身份来引导一发不可收的。在二十年代末的论战中，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更是以历史人的立场对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作出强有力的说明。从这以后，主义似乎感到时代与其阐发的五四传统愈来愈脱节。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面对一股贬低五四，否定的潮流，那些曾在五四运动叱咤风云的老将，除了表示辩驳和不满，还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些，1935年五四过后，胡适就禁不住悲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关。前天五四，除了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1938年 ，回归五四立场的陈独秀也颇为忧虑，他说：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了，时代已经走到前面，人们的思想如果还停留在五四运动时代，那就未免太落后了。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吗？要研究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必须要明白五四时代是什么时代，并且必须具体的指出五四运动时代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这些要求，如此则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性，和这一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便不致闭眼的了。1943年， 傅斯年为纪念五四也写道：我从来不曾谈过五四，这有个原故：第一，我也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说来未必被人认为持平；第二，我自感觉五四运动只有轮廓而内容，在当年--去现在并不远--社会上有力人士标榜五四时代，我也不愿。但，现在局面不同了，五四之弱点，报上常有所，而社会上有一种心理，即如何忘了五四，所以今年颇有意思写写当年的事实和情景，以为将来历史学家的材料。他们三人言谈的基调都包含一种失落感，这表明他们已从主 流退居边缘。对于自身与时代关系有脱节感、隔膜感，这是主义者在三、四十年代的共同体认。胡适在1933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明白吐露了这种心情，当外人向他介绍受到普罗文学影响的作家老舍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观点，即：（1）浪漫主义时代（五四以后），（2）爱国思想时代（北伐时期），（3）幻灭时代（南京成立以后），（4）潜伏思想时代（今日）。他不同意这种分期法， 随即提出：（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体主义（Collections）时代， 一九二三年以后，其论为民族主义运动，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胡适的分期不仅是观点有别， 更重要的是他所依据的标准迥异，即个人主义。潜意识中他流露出来的是对大以后历史转向的不满，和对五四的传统的失落的深深忧虑。

　　五十年代以后，文化保守主义借五四这一话题不断主义，逼使胡适从五四话语中淡出。他不仅称五四运动是一场不幸的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而且在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中，除了披露自己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天不在这一事实外，还表示我是的确不负领导五四责任的；说是我领导五四的，是没有根据的。胡适的谈话，除了悄悄地修改自己对五四运动的观点外，还表明他开始从五四话语中淡出。胡适晚年的这一转变，一方面是由于台港的文化气氛向保守方向的急剧演变和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的马克思主义者支配了五四的话语。这样一来，五四研究在海峡两岸一度出现了明显反差：在，由于强势意识形态的参与，成为一门显学；在台港，由于主义的淡化和周围的，变成一种禁忌。

　　话语系统对五四话语的掌控，在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两个消极后果：其一，五四传统内含的丰富性被某种单一的话语所阐释，其中某些成份和因素，诸如、爱国主义、十月的影响等，被不成比例地扩大；而另外一些与主义相关的思想，如个性主义、思想等，则被淡化，甚至忽视了。由此阐释和助长的五四传统实际上不过是激进主义的传统。其二，绝大多数学者由于接受了话语系统的思想熏陶和语言训练，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习惯于从反帝反封，或启蒙与救亡的视角透视五四运动，因此，如果不改换话语，研究思很难有所改变。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历史实在、历史话语、历史思想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其中历史语言在表述历史实在和历史话语中担当媒介作用，历史实在必须通过语言来叙述，历史思想寓义于历史话语之中。当人们运用某一理论范式时，除了接受它的方法、观点的示范作用，还暗示了它的语言的典范性。由此我们又不难发现，为什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围绕五四运动的研究着反帝反封、启蒙救亡这些词汇，历史语言对一般学者的潜意识影响常常能制约和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迄今为止的五四运动研究山穷水尽难以突破的深层原因。

　　有关胡适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他在运动中的表现，已有论者作了详尽的研究，我在《主义之累》一书中也涉及这一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但并不是五四事件的策动者，他在五四发生以后，对持支持和赞助的态度，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胡适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如何解释这场运动？大体说来，胡适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关注焦点略有差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重心的变迁和转移。

　　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胡适与蒋梦麟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一方面肯定五四以后一年来的五大成绩，即引起学生的自动的；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引起学生的作文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引起学生求知识的，并为道：在的社会国家里，太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的之类）。那时候，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戊戌以前的公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党，前的，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另一方面，也指出常的事，是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在上的损失包括：（一）养成依赖群众的恶心理，（二）养成逃学的惯，（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惯。因此，胡、蒋两人对于学生的希望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

　　1921年5月2日，胡适为纪念五四两周年，又发表了《黄梨洲论》一文，文中介绍了明末思想家黄羲对学生起事的看法，特别提到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一个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表示我的意思只是因为黄梨洲少年时自己也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他著书的时候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他不但不他少年时代的，他反正正经经的说这种活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清明的唯一方法！这样一个人的这番议论，在我们今日这样的时代，难道没有供我们纪念的价值吗？显然， 这篇文章是胡适对的词。

　　1925年5月爆发了五卅运动，又起。 面对风起云涌的，胡适又写下了《与求学》一文，文中特别提到我们观察这七年来的，不能不算民国八年的五四事件与今年的五卅事件为最有价值。这两次都不是有什么作用，事前预备好了然后发动的；这两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缦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下去，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爱的。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在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的前提下，又指出但总是不能持久的。所谓民气，所谓；都只是一时的大问题刺激起来的一种感情上的反应。因此我们要为全国学生下一转语：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高喊着：英日，算不国事业；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国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

　　由上观之，这时期胡适对五四运动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去阐释。他对的观点可归纳为两点：一是肯定学生主持社会的热情和的爱国性质，鼓励学生有效地参与社会事务；这与胡适本人对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对有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他受杜威的影响，认为知识对社会应有责任感，事实上胡适本人创办《努力》，为《现代评论》写，宣传杜威的社会学说，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二是他对的发生和规模也作了有条件的，他不希望这种很不经济的事。这又与他对干预，反过来又利用学生的循环有所有关。蒋梦麟曾在《西潮》一书中回忆起二十年代的，提到学生因五四运动的成功而渐渐失去的控制，这种极端的手段，不但向、外国列强，而且拿学校管理部门和教师作为战斗的对象。这自然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当时，部分在学校任职的主义知识对此感到不满，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人都曾出面疏导。胡适对的这种矛盾态度使他对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只能作有条件的发挥和说明。

　　第二阶段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1927年，借国民之力建立了新，但它上台后，就对力量表现出极不的态度。无论是以新文化运动的资格，还是从主义的立场出发，胡适都无法接受这种以名义出现的新式，他先后创办《新月》、《评论》，倡言、和思想，并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重新作出创获性的解释。

　　1929年10月，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一文。文中就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孔孟，程朱，否认，为的是要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的而已。但和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对大以后上升为主流的话语公开提出。二是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应于现代的，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质文明比我们中国高明，连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风俗都比我们高明得多。陈独秀先生曾指出新文化运动只是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科学），一位是德先生（）。吴稚晖先生后来加上一位穆拉尔姑娘（）。而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本身含有这保守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的种种行为和思想的根据了。对在文化领域保守的民族主义给予了。

　　1935年5月，为纪念被时人冷淡的五四， 胡适接连发表了《纪念五四》和《个人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两文。在《纪念五四》一文中，他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对新文化运动如何由文化思想层面衍及层面的原初动力作了解释。特别提到蔡元培先生于1918年11月在所作《与的消长》的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原则对中国知识的鼓励和引导作用。爱国青年学生他们赤手空拳替国家民族争回了不少。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五四运动，我们的代表团必然要签字的。签了字，我们后来就不配再说话了。文后赞成孙中山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评价，结语说：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在《个人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胡适除了再一次回顾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意义外，又就主义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作了说明。该文以张熙若先生纪念五四的一篇文章《国民人格之》为引言，张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五四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哲学。他充分承认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缺点和流弊，尤其在经济方面。但他指出个人主义有它的优点：最基本的是承认个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他又指出个人主义的理论的神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和。对张的这些观点，胡适大致赞同。并点明张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主义。胡适重申：我们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就感觉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伴随苏联的出现以及社会主义流入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否定个人主义的潮流，对此胡适反驳道平心说来，这种是不的，是根据于一种的。他们说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这是名词的大笑话。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主义的仁人志士都是资本主义的吗？他重提五四时期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过的一句老话：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进一步探讨了五四运动与民国十五六年的国动的区别至少有两点：一是苏联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苏联输入的铁的纪律含有绝大的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五四前后提倡的主义很相反的。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严厉的指斥中国旧文化。但孙中山先生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而民国十四、五年的远东局势又逼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民族主义的。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据此，胡适认定十五、六年的国动是不完全和五四运动同一个方向的。

　　从胡适这一阶段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思想倾向，他将五四运动注入了强烈的主义色彩，并与此后的国民和新加以区分，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而隐含在这些观点之后，胡适实际上设定了一个对话对象——话语系统。他铁的纪律，提倡思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面向世界的意识，都是为了与话语争夺话语。职是之故，胡适对新文化运动也好，五四运动也罢，都作了充分肯定。

　　司马南被抓

　　第三阶段是五十年代以后，此时易帜，从建构新的意识形态出发，组织了胡适大运动，许多知识纷纷与胡适界限；退居后，对主义者也是或公开，或幕后攻讦，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面对主义不得伸展的困境，胡适重新五四运动。

　　胡适晚年在自传中用整整三章的篇幅叙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与前两个阶段不同，在这里他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区别开来。关于新文化运动，胡适给其一个特定名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名称并非胡适的发明，五四时期《新潮》的英文刊名即为Renaissance（文艺复兴），胡适1933 年在美国大学介绍新文化运动，他使用的英文题目也是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晚年之所以特别强调使用这个名称，除了英文叙述的方便外，还有其特殊的意义：

　　其一，人们通常理解新文化运动，受激进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影响，往往容易强调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的一面，忽略其与历史联系的一面。胡适使用这个词汇，是为便于从中国人文传统自身演变的视角理解新文化运动，这一点在他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国传统与将来》为题的两次中得以充分展现。

　　其二，人们往往局限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结果导致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重构，这与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并不相符。胡适指出它的深层意义是追寻人文主义、主义、人本主义，故他重申新文学是人的文学、的文学。

　　其三，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陈独秀必以吾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胡适以为这种启蒙的是激进主义那种极不的的典型表现，他自己当初的主张，即新文化的发展只能是讨论，循序渐进。因而他力避使用为法国大开的启蒙运动这一词眼，后者更具有的气质。关于五四运动，胡适虽然肯定了这项学生自发的的成功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收获，但以他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胡适第一次提及五四时期他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他解释说：李大钊所说的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依赖该特殊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所以他是从一个家，一个社会家的信徒的立场出发的。与他所考虑的主义这个问题并不相干。胡适还谈及五四时期提出的与科学两大口号，他对从苏俄输入的新式不以为然，认为在中国被人曲解，因此他又特加说明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科学和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他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论述了科学和科学的真实内涵。在《中国文化里的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中国哲学里的科学与科学方法》等文中，他甚至试图说明中国人文传统与现代意义的、科学并不冲突。

　　胡适晚年在他的和中一再重复。说明上述论点，其言至诚，其语则哀。由于它是在主义退处边缘以后发出的一种，当时产生的影响力已极为有限。它内含的思想价值和合理内核，也只能留待后人去挖掘和评估。

　　综上所述，胡适对五四运动在不同阶段透视的侧重面不同，陈述的观点也略有差异，但贯穿于其中的基本立场并没改变，这就是主义的立场。同时，从胡适的观点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都设置了一个或明或暗的对话对象--话语系统。这与他在其他文化论战的主要对象似有差异，他在文化方面的论敌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建构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保守主义虽在文化方面仍有一定市场，但上却失去了力。在现代中国，上真正得势的是激进主义，随之出现的话语也成为一种更具力的话语。因此，由于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次，新文化运动也有其文化的内容，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题材所具备的意义就不显自明了。胡适把话语作为自己的对话对象的理由也在此。话语系统在大以后上升为主流地位，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它不但不否定五四，反而强化五四运动的性色彩。对此，胡适始终存有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他理解五四，也认同五四，但他深知如不把五四的意义从化的角度加以适当的解释，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真实内含予以深刻挖掘，五四运动的内在局限就会放大，它本应有的历史里程碑意义也终将。正因为如此，胡适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就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作出诠释。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是主义渐进话语系统的一个典型文本（Text）。通过对这个文本的叙事方式的解剖，我们可以了解主义的渐进话语系统有别于激进主义的话语系统的基本特点。

　　首先是幽暗意识。张灏先生曾在《幽暗意识与传统》一书中对幽暗意识与主义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中与始俱来的种种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主义珍视人类的个人，与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它同时也正视人的性和性，从而对人性的了解蕴有极深的幽暗意识。因此这种主义对人类的未来是抱有希望的，但这希望并不流于无限的乐观和自信。它是一种充满了戒慎恐惧的希望。这种把对人类的希望和幽暗意识结合起来的主义，并不代表主义的全貌，但从今天看来，却是最有意义、最经得起历史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丘吉尔曾说过一句名言：是一个最坏的制度，但是今天还没有更好的制度，所以我选择了。

　　不管是从广义的角度，还是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五四运动，它都包含了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其中的局限自然也不可避免。五四运动本身内在的这一复杂情形，决定了阐释它的话语的多样性。激进主义可以紧扣五四特有的反叛，构造自己的话语；民族主义可以利用它高涨的爱国情绪，为推动新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思想资源；主义自然也可以它表现的、解放，形成自己的具有气质的渐进话语系统；保守主义则抓住其某些对民族文化的主义言词和推崇文化的形式主义倾向，制造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意义广泛、内含丰富的伟大运动，它犹如一个结，此前的历史传统在这里被收拢，此后的思想流派则由此发源。以五四运动为源头的各大思想流派在构建自己的五四话语中，都与现实的社会斗争、文化思想交织在一起，因而所谓五四话语和五四传统不仅是对历史的叙述，而且参与现实的实践。面对五四话语的这种复杂情形，胡适潜意识中有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他一方面希望继承五四运动的、解放，一方面又忧虑青年学生的热情泛滥，形成一种不的浪潮；他肯定五四运动的爱国性质，赞扬学生的爱国，但又害怕学生的爱国热情膨胀，成为新的排外主义运动或狭隘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资源；从他最初对提出化的要求，到他强调五四运动的主义性质，再到他晚年五四运动，称它是一项不幸的干扰；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始终将五四运动作低调处理。这与激进主义的话语的处理形成对比。陈独秀盛赞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和的；高度评价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为大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二是意识，胡适阐释五四运动始终取主义立场，他对运动的认同和肯定主要也是个性解放、思想。胡适不可更改的立场，使他不愿也不赞成对五四运动作他种处理。当张熙若这样一位主义学者，由于不自觉地受到三义的影响，将五四运动与后来的国民相提并论时，胡适立即表示了反感和否认，指出两者之间的两点区别。

　　胡适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述，可以发现他所使用的语汇与话语确有分歧。胡适在描述新文化运动时，尽管他力持以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态度，但他绝口不提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启蒙运动。他喜欢采用另一个名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胡适叙述五四运动，尽管他肯定这是一次青年学生的，但他从不形容其为救亡运动。胡适是一个主义者，对由衷地追崇，但他从不认为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属于主义的范畴，他对运动的性质作了严格的：思想，个人主义。

　　启蒙、救亡、主义这些语汇都是伴随着激进主义的话语系统的形成和逐渐成熟所出现的一套语汇。这套语汇和与之相关的理论表述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中得到较为系统的展现。这套语汇的形成与当时的语境（即三十年代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张申府、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理论发言人。他们的理论研究，尤其是陈伯达和艾思奇两位的著作，对有很大的影响，在三、四十年代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述基本上沿袭了他们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启蒙运动是话语系统的五四本文之形成的重要基础，如果要研究话语的五四运动史的话，陈独秀不过是最初的环节，新启蒙运动处于更为关键的地位。

　　三是意识。五四运动是一次，但胡适没有局限于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它，在考察五四事件的历史背景时，胡适特别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形势对中国知识的作用。在引申近代民族主义典范时，他喜欢征引学者费希特创办大学、发表《告德意志民族书》的事例，而对义和团式的排外则持拒斥的态度。

　　的党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三义，三义的第一项主张就是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与》一文中，胡适回顾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三义中保守的一面提出了尖锐的，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含有夸大旧文化和新文化的态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在外力下，却有点不甘心承认这种外力背后的文化，这里面含有很强的感情作用，故偏向的新文化运动往往抵不住这种感情的保守态度，里便含有这种根据于民族感情的保守态度，这是不可讳也不必讳的事实。的力量在此，他的弱点也在此。孙中山先生本来是一个徒，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但他的民族思想很强，到了晚年更认定民族主义是成功的要素，故在他的《三义》第四第六讲里很有许多夸大中国古文化的话。不料孙中山先生当时随便说出的话，包括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议论，后来被人整理成为的圣经，结果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理，而阻碍新思想的。

　　民族主义毕竟是近代中国救国强国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如何从现代意义的高度去民族主义，这是务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胡适区分了民族主义的三种形式：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前面的两步。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在于它不是重复传统的排外主义，而是重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胡适还特别点明大的民族主义性质，指出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的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很不幸的。从胡适的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民族主义，但他对狭隘的排外主义却保持的态度。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所呈现的上述特点，使其形成了一套与激进主义相别的话语系统。但从另一方面看，主义的五四话语并不成熟。在现代中国，主义对与秩序关系欠缺有力的阐释，它与民族主义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紧张，这在一个外有列强，内又渴望国家强大的时代来说，不能不说是主义的内在。以胡适的五四话语为例，他虽然突显了思想的现代意义，但却忽赂了启蒙的社会功用，以至具有社会意义的、等范畴，在文化思想以外的领域，得不到广泛的认同。五四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民族，胡适对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民族主义资源不仅未能加以开掘和利用，反而严加。这也可以说是主义的五四话语处于弱势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八十年代，在学术界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过程中，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五四以后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势，或者直白地说是反帝代替了反封。这种观点一方面力图在可能的范围内激进主义的五四传统的内在局限，一方面在学术语言上又表现出与话语相衔接的矛盾。现在，这个问题的症结终于得以解开。如我们对五四话语的构成作全面分析，显而易见，主义的渐进话语也构成五四话语系统的一部分。现代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形是激进主义的话语系统上升为主流地位，从而排挤甚至是了包括主义在内的其他流派。一边倒的情形不仅使各大流派之间的文化制衡格局被，而且使话语本身也失去了的控制。因此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与其说是五四运动所致，不如说是话语系统内部出现的一种偏颇。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重新五四运动，除了对五四运动本身应作历史的客观叙述外，更重要的是对覆盖在五四运动之上的话语系统予以细致的清理。拨开历史的，消除以往激进主义话语的，对包括主义在内的五四话语的合理内核予以开掘和阐释。如此，以科学为内含的五四传统才会真正发扬光大。太湖源好玩吗_太湖源景点介绍http://www.uzai.com/gotour/lygl/88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