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民国时期文献整理与研究国际研讨会专家报告（一）

　　据关东军老兵菅原幸助回忆，当时在新京（）的少佐们从关东军上级那里得到命令，特别要将情报、

　　2013年，中央批示日军应予以研究，从而成立专家组，作为专门研究“”的专家，成为中央专家组之一，得以“”档案宝库，查阅到很多珍贵的“”遗留档案。

　　省档案馆保存的日军档案文献反映了日军建立慰安所的普遍性。1938年2月，江南各地的日军慰安所遍布南京、下关、镇江、句容、金坛、常州、丹阳、芜湖、宁国、上海等地。档案文献中还记录了各地驻兵员数、“”数、“”一人应对士兵数等历史。

　　据1938年2月28日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调查的报告（通牒）》记载，芜湖“”人数一旬内增加84人，共有109名“”。报告共分12项内容，其中的第11项以表格的形式汇总了南京地区8个市县军队慰安设施状况。2月19日所报表格与其基本相同，可以看到其中中国人“”有25人，朝鲜人“”有36人，占芜湖“”总数的近二分之一。丹阳二月中旬“”一人所应对士兵数为267人，因“”人数不够，要在当地招募“”。当时丹阳人口由南京大前的6万锐减到5千，且为返乡的难民，在这种情况下“招募‘’”，强征的手段。

　　自治区档案馆所藏的《满洲宪兵团高等期报》上有“未婚者因为有被征用为和的制度”，以及日军用军费建立慰安所的汇款，经过关东军第四科批准的电话记录等材料。

　　金华市档案馆藏《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薄》记载有武义县武阳镇慰安所人员名单。实地调查发现，该慰安所地址很可能在城头巷和花园殿巷之间，当年有一家如意旅馆，据知情者回忆，慰安所的妇女有日本本土的，也有从韩国、中国掳掠的；既有年少美貌者，也有中年色退者。

　　《金华鸡林会会则及名簿》中可见金华地区各处慰安所名称、地点、慰安所老板、人数以及细节备注等，如菊水楼慰安所、金泉馆慰安所、雅堂街38号慰安所等，共计慰安所老板为7人，管理人员5人，而“”的人数竟高达130人。

　　上海市档案馆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档案资料《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全部是中央的会议记录辑成，当时属于非常珍稀，因此该书作为内部出版，据说只有省军级证明才可购买。

　　据该载，为了组织和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央专门成立特别委员会。1927年2月28日晚上7时，特委会在租界里秘密开会，出席者有中央总陈独秀、瞿秋白、罗亦农、赵世炎、尹宽等。特委会委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一名何松林）报告了与杜月笙联络的结果。3月2日晚，中央特委会一连开了两个会议，一是讨论工会和军事工作，二是研究、宣传和军事。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彭述之、王若飞等参加，汪寿华报告与杜月笙交谈的新进展。杜月笙主动约法总于3月3日与汪寿华见面，并准备筹款5000大洋支助准备的武装起义。

　　属蛇的今年多大

　　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由来于南市难区监察委员会制作的英文版《饶家驹的故事》。该载有1937年11月3日饶家驹写给市长俞鸿钧的信及1937年11月5日日本总冈本季正写给饶家驹的信。难民问题是抗战时期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而饶家驹在上海建立的难民区，以及他推动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建立、筹划汉口难民区，不仅了数十万中国难民，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种战时平民的模式，并催生了1940年《第四公约》，即今天的国际法的前身，可见其所做的贡献，是主义的典范。

　　近年来我们申请中法友好年项目，主办国际会议；在南市难民区遗址建；出版著作、制作纪念章、拍摄纪念片等等，以此纪念上海市难民区的历史，并拜访了原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主任、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克，还拜访过“难民皇后”黄慕兰等。1937年9月至1940年6月，南市难民区救助难民30万人，使得他们得以保全生命，避免了被的命运。

　　例如“”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应该持有的和态度，对于当代史的研究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应缺位，应与国际接轨，海外这部分资料相对较多，应开阔视野。

　　国内民国文献的电子化进程已陆续展开，如国家图书馆《远东军事法庭庭审记录》。2014年，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古籍库”发布，4年来已从初期的2亿字扩展至10亿字，从单一的局域网版扩展到在线版和微信版。“中华经典古籍库”的特点是基于古籍整理和规范的海量数据，可供征引。2018年4月，国家级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籍合网”上线，这是一个基于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的综合性知识服务平台，由中华书局旗下的古联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2013年起，第二档案馆档案电子化，目标为5000万页。还有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字化工程、国家档案馆系统抗战史料数字化工程等等。曾促成了解放日报馆所藏申报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并逐步电子化。

　　民国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应该寻求包括档案馆、图书馆、学界在内多方合作以及中外合作，大家共同努力，合作共赢。

　　主要收藏民国时期史和有关中英文档案文献。主要包括：1）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工程。主要为溃败后，民国重要人物的史16部；2）中研院近史所工程。胡适在中研院主持的37份史，后来全部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保存；3）中国传教士史。主要为Claremont研究院在1969年对50名中国传教士的传记，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史办公室整理了其中6名传教士的传记；4）张学良史。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关于张学良的两次史记录，一次是对张之丙、张之宇姊妹的采访，一次1990年唐德刚所做史。

　　同时，善本手稿图书馆还存有70余种中英文档案文献。主要包括民国人物档案、美国医疗援华机构、国际乡村重建组织档案、尼巴•罗塞特的中国抗战摄影、昆明的抗战摄影档案等。

　　主要收藏有60种民国时期中国相关人物档案。首先是纽约地区长老会在中国传教的档案；其次是中国传记档案以及中国有关出版物、照片、教师作品、学生会议纪录、办学、建医院、救灾纪录等。

　　主要收藏的民国文献资料有美事法庭在华二战战犯审判档案和二战东京战犯审判档案（1946-1948）。

　　收藏有Arthur Rothstein教授1915-1985关于中国抗战前后的摄影作品，主要为上海社区的摄影作品。

　　以史带先生命名，1986年由史带基金会捐资300万美元建立，收藏民国时期中文纸本印刷品7214种、民国时期中文缩微3227种、民国时期的英文172种。特色馆藏有民国时期的纸马、门神、年画等，共收藏231幅；另外还有大量名人的私人图章以及民国时期的私人档案，如卡尔逊抗战文献、于凤至档案、贝祖贻档案、徐大春档案、郭秉文档案、土地契约档案、华美协进社档案等。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民国资料（档案、特藏）采取特殊保存模式，特藏库的温度和湿度24小时。温度一般在摄氏20度到22度之间，上下浮动5度，就会采取措施；湿度保持在50%，上下浮动5%的湿度，也会采取措施。

　　对于档案实物，有专门人员提供专业的，主要是防酸、防虫、防紫外线，使用档案盒、箱、塑料封套等对档案原件进行。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资料对全世界所有学者，预约使用，没有任何，对于私人档案，如果家属提出要求封档则不。所藏民国资料的使用和出版有3种模式：1）对于对全世界的档案，会在网上先档案目录的马克数据，然后根据美国档案局、档案协会的要求做档案编码描述指南（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EAD），对每一个的档案进行编码，同时对档案进行数字化，利用网络平台，提供数字资源服务；2）进行数字化保存，对档案文件进行OCR处理，进行全文缩影，同时利用别的学术机构主持的网络平台提供数字化资源服务；3）平面纸本出版。

　　上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购买了231幅门神纸马。2005年，哥大对门神纸马进行数字化加工，并首先提供马克数据。2009年，完成全部门神纸马数字化工作后，利用自建网络平台对全世界提供资源服务。2014年，与浙江大学图书馆CADAL项目达成交换协议，哥大提供高清数字档案，浙大图书馆提供CADAL免费使用权。2016年，浙大图书馆利用双方图书馆的高清数字化档案，制作仿真品，举办“两馆馆藏民国门神画像联展”。2017年，哥大与中华书局签约出版纸本门神纸马藏品，即将出版。

　　玲珑妇女2005年完成数字化项目，2016年开始使用非营利公开网络数字档案库提供共享平台。2009年起，哥大与海的堡大学合作，参与建设1904-1937年《女子世界》《妇女》《妇女时报》《玲珑》四种中国女性全文检索数据库。2015年加入浙江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大全共享平台，提供有限搜索功能。《玲珑》也全部加入。

　　顾维钧档案是哥大图书馆收藏的最大的一部档案，共284箱。2013年起，先后与上海图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合作，目前已完成了20万页227箱档案的数字化。在合作中，哥大负责数字化以及档案编码描述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负责资金、元数据与数据库建设、数字化档案分享计划。

　　2015年至2017年，哥大与上海书店合作全文出版卡尔逊档案，该档案是罗斯福总统委托卡尔逊1937年11月到1938年8月两次访问敌后根据地时收集的79种抗战文献，包括《抗敌报》、、抗大课程表、作息表、劝募捐册、组织条例等，多为油印甚至手写资料，外加别的有关文件28种，共107种。哥大负责数字化，上海书店2017年出版仿线

　　哥大与史带基金会达成协议，数字化了19幅史带基金会的老照片档案，并举办网上展览，展示了史带先生一生的成就和生活。

　　年，哥大与超星公司合作数字化出版了《上海大美晚报》（1943-1946）。该报哥大拥有唯一的一份，但破损严重，目前已将其约

　　页全部数字化，并从2016年起使用性网络平台Internet Archive对全世界提供共享。超星公司把它做成具有搜索功能的电子版，并进行销售。五、今后的发展方向

　　首先，将继续在实物与数字两方面发展民国档案与特藏资料收藏；其次，雇用中文档案员对未处理的档案数据实行新的“快速处理流程”，方便读者使用；第三，从2018年开始制定哥大图书馆最新战略发展方向，集中全力对历年积累起来的

　　年解体，在近四十年时间里，由几千人发展成拥有五十万员工的日本最大的海外殖民机构，其殖民地经营领域之广泛和经营规模之庞大，都是当时罕见的，并且有为数众多的调查机构，它在经济、等方面，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均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满铁遗留下来的大量调查报告和书刊文献资料，对研究满铁和中日关系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委员会发布了整理满铁遗留档案资料的通知，这个任务由省社会科学院承接，谢学诗及苏崇民先生挑头，开始了从全国各地进行满铁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在当时得到了全国的大力支持，诸多单位向省社科院输送大量的满铁资料。满铁资料馆现存满铁资料三万余件，其中包括

　　幅日本手绘的大幅图表，以及500卷陆军、海军以及外务省的满铁档案资料。这批馆藏资料涉及、经济、军事、法律、历史、文化、教育、民族、教、地理、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主要以经济资料为主，包含经济、资源、人口、劳动、农业、工矿业、财政、金融、交通、邮电等各个门类。从资料种类来说，文书类资料和满铁期刊较多，特别是满铁等的调查资料占有相当比重。有约占四分之一的馆藏资料是属于满铁内部刊行物，系油印、打字、晒蓝版的资料。满铁资料不光是研究侵华史，也是研究当时中国的社会史、地方史等非常重要的史料依据。从上个世纪

　　年代开始，省社会科学院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满铁研究的团队，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代，均致力于满铁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2014年，谢学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即希望国家重视整理和研究这批档案资料。谢老师的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中央召开协调会议，中国社科院的领导、国家档案馆等单位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在进行的专题会议报告中，省社科院前任院长及谢老师提出了成立满铁研究中心，然后将满铁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纳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同时进行满铁资料数字化建设，办理专门刊物。这四项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年，满铁资料中心由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联合成立。2017年，揭牌仪式在省社科院举行。中心成立以后，首先启动了数字化。满铁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被纳入了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由院长担任项目主持人，第一前期资助启动经费是

　　万元。随后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资协助，第一期投入是450万元。满铁资料的数字化工程已经全面启动。满铁资料大约是800万页左右，第一期计划在2019年的12月31日之前完成300万页的扫描工作。目前扫描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且扫描的程序跟抗战平台的扫描程序是一致的，因为满铁资料也纳入到抗战数据平台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样有利于学者的研究，且对于抗战史研究及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国东北地区乃至中国的近代史研究都常重要的。在做数字化建设工作的同时，出版工作也得到了重视。2018年年初，满铁资料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签署了五年的出版协议，满铁资料将通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进行出版。省社会科学院是目前为止全国唯一一个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专门从事满铁研究的机构，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满铁中心既有团队又有资料，目前为止共有七名教授，副教授两名，又新进三名博士。满铁中心能做出今天的成绩，与前辈们的苦心经营也是分不开的。谢学诗先生一生著述很多，他写了《评满铁调查部》《满铁与华北经济（

　　）》《伪满洲国史新编》等著作。其最有影响力的是以下三套资料：201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卷本《满铁档案资料汇编》。这一汇编中，谢学诗先生将满铁资料译成了中文，便于不懂日语的人利用这批资料。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册影印版《满洲交通史稿》，囊括了日本对中国东北整个铁的分割蚕食情况及相关政策文件。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30卷的《满铁内密文书》。第二任所长郭洪茂出版专著《日本涉华密档总目录》，为陆军省海军省档案资料，由线装出版社出版。第三代的研究团队工作方向向专题研究过度，预计出版九部专题研究专著。满铁在重视资料的整理和搜集的基础上，专题研究是相当必要的。除此之外，资料的整合也是必要的工作之一。除东北的各个图书馆外，、上海等地的图书馆都藏有满铁资料，这些资料需要整合。比如满铁资料馆有一套全套的《满铁调查月报》，其中仅缺失几册，这就需要联合其他单位进行联合补足，满铁资料需要完整性。满铁研究领域的新人培养非常重要。随着满铁研究影响力的逐日提高，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也开始对满铁产生兴趣，继而愿意加入到满铁相关的研究工作中来。除此之外，还要走出去进行联合调查。美国等国家可能也保存有满铁方面的资料，比如他们有一个的研究体系是针对伪满洲国的研究，所以与国际接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也相当必要。

　　对色文化的和开发，上海市委宣传部最近颁发了三年行动纲领，其中有一系列的文献项目和规划。在

　　图书在一定条件、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出版，有它的一个特殊，特别是民国时期红色文献的出版，其出版充满艰辛故事和曲折。作为收藏单位的图书馆来说，需要花功夫研究馆藏红色文献的来源。红色文献的概念界定为：中国成立以来反映成长发展的相关出版物。实际上文献产生的情况错综复杂，来源也错综复杂。红色文献在特定时代产生，通过某种途径收集的难度非常大。源头信息可能需要做一些相关的研究和考证，如国家图书馆也曾有一本《宣言》，因为无版权页，长期放在普通书里，据说在1975年请陈望道鉴定，鉴定结果肯定了该书是

　　年的版本。最近，山东也发现一本《宣言》，这本书被埋在墙壁里。上海图书馆红色文献也同样存在来源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来源是顾廷龙老馆长在合众图书馆时期曾千方百计收集，后来相当数量被调拨到，分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二个来源是上海图书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用各种途径收集。由色文献来源比较复杂，因此各馆在整理过程中，应尽可能地把来源信息著录在目录或者相关记录里，对来源信息进行和反映。

　　还有就是对红色文献的界定。如何看待红色文献？早些年都称为文献，很少称为红色文献。在建党80、

　　年时，很多大馆包括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都曾举办展览或者编制目录，当时都称为文献。文献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和辛亥即旧主义时期的相关文献都包罗进去。近年来，红色文献用的较多，但这一概念界定现在还不清晰，说法很多。从时间上来说，很多人认为从1921年一直可以到现在、十九大，所有跟有关的内容都是红色文献；另一种说法界定到

　　年底即到中华人民国成立；还有一种说法，仅仅指与中国相关的文献。就整个概念而言还没有明确，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文献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开始征集管理，这批文献很多早期在上海出版，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等相关领导人的著作，其他很多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著作，如《大众哲学》就没有明确地放入文献，左联的很多文献（特别在上海）都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和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有过关系，而各馆对左联文献的理解和管理又不一样，所以从源头加强对红色文献的界定和管理，是图书馆及图书馆人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二、红色文献流转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值得思考

　　比如《大众哲学》，单纯从图书馆收集的角度，只不过一本书有多少个版本而已，如果关注《大众哲学》阅读历史，就会看到一本书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现在提倡阅读，为什么要阅读？阅读产生的力量在什么地方？效果在哪里？回顾历史，可以从阅读史的角度，把关联信息考虑进去。在《宣言》影印出版前言里，我也提到《宣言》中译本出版后，很多人，包括、等提到自己怎么看了这本书及对他们的影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写的《晚清士人的阅读史》，记述了晚清以来很多当时的知识读的书都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其中很多史料用到上海图书馆所收藏《汪康年师友书札》。前两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又将《汪康年师友书札》重版，共四大本，里面反映了很多当事人看什么书、互相之间推荐什么书，这些书对晚清知识思想的、接受先进的思想、投入到中国当代的历史中很有作用。所以从阅读史的角度，图书馆人在整理、收集资料和研究过程中应该关注文献曾经产生过什么影响。

　　过去，由于影响到文献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方式致使很多单位的文献不公开不外用。文献的收藏，各馆有各自的一套制度，很多图书馆把红色文献或文献称为新善本，一旦作为新善本保存，很多就无法。在大家都关注红色文献这一大背景下，是不是还要延用五六十年代那种对红色文献管理的老方法？管理的视野是不是可以开阔一点？像前面所说的类似顾顺章之类人士的书，虽不能列为红色文献，但可以纳入一定范围，分成不同的层级。对当年曾为做过工作，后来经过各种原因变化了的那些人，他们的书里也有很多中展历史的痕迹。有些已经，如郑超龄，他是早期的，晚年在上海。早期在上海的很多活动，都通过他的回忆印证了。比如当时开会在什么地点，几个重要的几大开会会址的确认，他的回忆录发挥了很大作用。作为一个托派，他后来等于被，打入另册。在曾经特殊的时代，很多离开队伍人士的著作被、或处理，这种情况很多图书馆都发生过。幸好有些图书馆当时把这些书进行了封闭而不是，现在又重新，人们才得以看到。对在当时复杂情况下各种人所写和历史有关的书籍的管理，需要提出现在的标准，各馆可以因地制宜考虑。

　　上海图书馆上个月开始启动两个项目，一个是上海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总目，和中华书局签署协议，准备出版整个目录和书影。上海图书馆的馆藏红色文献图录，也计划编成上下两卷，明年将全部完成。馆藏红色文献的全文扫描，下周也将全面启动，争取在明年

　　还有就是对色文献的整理开发，政策性非常强，上考虑的因素较多。据了解，1949年前早期相关文献的整理出版，要经过报批审核等环节。而现在各馆对开发的热情很高，如何和现在的一些管理政策对接，需要考虑。很多出版社向图书馆要红色文献，图书馆如何提供，如何把握好政策，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民国史料是研究、编篆民国历史的基础，目前，大量民国档案文献散失于美国、日本及欧洲。民国时期文献在美国的主要收藏馆有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杜克大学图书馆、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报告主要介绍以下几个图书馆及其特色馆藏：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主要负责中文、日文、韩文等非英语东亚文献的采访、编目、典藏、图书馆教学、阅览与服务。馆藏量约

　　种，以文献、统计报告和期刊为特色馆藏。历史文献，例如：中国主义运动、劳工运动（1919-1927）、（

　　）、国共斗争等方面文献亦有不少，其中的财务公报、公报、期刊等是地区使用较多的文献。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万件）、期刊2.5万余种。胡佛研究所的特色文献有两蒋日记、四大家族档案、民国影像资料、陈诚早期与战争的资料、夫人档案、孙中山法律顾问林百克个人文集、抗战期间美国来华人士档案、党史档案和东京审判档案原件等。很多民国档案是胡佛研究所珍藏孤本。2004年

　　月，胡佛研究所对外公开所藏的宋子文档案。由于宋子文是中国近代史颇具影响力家庭之一的宋氏家族长子，宋子文档案每件资料都很有价值。胡佛研究所公开的宋子文档案共计66盒，分为

　　部分： 第一部分是宋家在1970年代就捐给胡佛研究中心的文件，约3万件，已陆续给学者阅览；第二部分是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相关的文件；第三部分是冯英祥于2004年3月捐出的2000多件重要文件。2005年

　　年，供读者研究使用。现存蒋介石的日记实际起于1918年，止于1972年，长达54年。至此，四大家族档案文献和日记皆入胡佛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对此事定义为“1949年以来中国研究最大突破”的史料揭秘。不过，胡佛研究所并未取得两蒋日记手稿的所有权，而是蒋家以“暂存”名义入藏。 两蒋日记总共约50册，胡佛图书馆将日记原件妥善保管，提供影印件供读者研究使用，但只准查阅手抄，不准影印。其中，蒋介石日记可供查阅的是1917年至1945年底。从1946年至1975年的蒋介石日记，尚待逐步。三、哈佛燕京图书馆

　　册，越南文文献23979册，各种文献53367册，藏文文献4265册，满洲文献3455册，蒙古文文献494册。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382种民国及

　　种民国图书，包括记载长征史实最早的文献《红军长征记》签名本，2500多件胡汉民往来和文稿，大量的手稿如《慈溪县国税册稿》等，油印本如《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等，以及海达

　　莫里森（Hedda Morrison）1933-1946年期间在中国拍摄的5千多张照片和1万多张底片等；特色馆藏有哈佛燕京图书馆名人手稿、国共两党早期档案。四、美国图书馆

　　种不同的亚洲语言。其中中文图书120万册， 以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为主，以文集、民国书刊、医书最为富。

　　册；中国报刊，包括1870-1984年间中国出版的1200种，1868-1975年间出版的期刊6400种以及一批1958年以前的中文馆藏，大约15万种。馆藏民国时期出版的词典100多部，语文教科书约30部，抗战史料50多部，外交史料约百余部，此外还有一些罕见文献，如民国时期线装书《续修大竹县志》、中国人民对美国致敬书等。五、美国国家档案馆

　　万张照片，200万幅地图和图表，20万件建筑和工程设计图，11万件录音档案，800万航照片。美国国家档案馆民国时期文献包括：“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档案、麦卡锡事件相关史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档案、“东京审判”档案、日本战争审判、中美合作抗战档案、日本在华投降影像系列、1949年以前福克斯有声电影公司有关中国的新闻片集、国共关系观察报告等。

　　）在1917－1932年间在中国拍摄的历史照片。甘博出生于美国提，是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社会学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业余摄影师。从1917年至1932年期间，他曾多次来到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为中国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档案。2006年，其长女将这批老照片及底片捐赠给了美国杜克大学善本、手稿和特藏图书馆。为方便人们的查找与浏览，杜克大学图书馆将这些底片转换成了数码相片，并按照美国图书馆主题词标引的方式重新编排，同时加上了省份的名称，文字描述也都进行了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