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乡议选士”制度是中国古代评议开端

　　推背图全文如今，评议干部早已不鲜见。在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加入成分，是各地推进的重要体现。

　　春秋时期，郑国办了许多乡校，也就是乡村小学。后来，村里人经常聚在乡校里谈论家长里短、，甚至评论时政得失。一些官员听到乡校里的非议之声很不自在，就郑国卿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意思是，他们说的我做得对的地方，我就照着实行；他们说的我做错的地方，我就改正，这乡校就是我的老师啊，怎么能它呢？让评判官员，把的意见当成施政的镜鉴，子产拉开了我国古代评议的序幕。

　　评议的真正开端，是汉魏时期的“乡议选士”制度。当时，官员的选拔、考核都要举行群众评议。西汉时，国家定期派遣官员到各地巡行。每到一地，他们先进行问卷调查，听取群众对各级官员的评价，然后调阅档案资料、听取汇报，最后对官员做出评价。由于群众声望很高，农民朱邑可以从乡官一直升到大司农。

　　相反，评议不佳的人，也会遭到拖累。汉成帝时，薛宣管辖的高陵县令杨湛和栎阳县令谢游都是极其狡猾之人，薛宣封“吏民条言”给杨湛，给他压力，让他自动辞职；薛宣又发公函给谢游，开门见山地说，“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意思是，群众对你这个栎阳县令很不满意，都反映你施政无方，繁琐苛刻。于是，谢游的帽也丢了。所谓“吏民条言”和“吏民言”，正是群众对两个县长的、、举报之类。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议”之风兴起。即使你是乡野村夫，如果受到“清议”表扬，那你去朝廷当官的可能性极大；相反，为官者一旦被“清议”，十有会丢官罢职。

　　古代没有、、报刊之类的公共传媒，也没有可以让交流的互联网，所谓评官的方式，大体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

　　自上而下，就是上起朝廷，下至州郡，都要定期派遣使臣、风宪官员等，分级分区巡行视察，听取群众对各级吏治官风的评价。

　　西汉的时候，刺史巡行郡国，每到一地，必定先去官立学校，就施政得失等问题让学生们填写问卷，然后以招待所为临时办公地点，通过调阅计簿文档、分头察访寻问等途径了解情况。为防止受，刺史总是把会见当地长官、当面听取汇报之类安排在最后。

　　汉成帝时，朱博任冀州刺史，负责常山、巨鹿、线个郡国的巡视。朱博上任没多久，就在巡视途中被四五百个群众包围在某县的招待所里，这些人都是来向刺史举报当地的。这种方式为以后历朝所继承，有人将之概括为“欲考吏治，莫若询诸民言”，意思是要想对官员进行考核，最好的办法就是征求百姓的意见。

　　如唐代高时，监察御史郭翰巡视陇右。当时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治理有方，风化大行。郭翰进入宁州境内后，沿途不断收到年老而有地位的士绅的表扬信，都是赞美狄仁杰的。郭翰对州派来接待他的官员说：“进入州境一看，便可知施政绩效了，我愿意成全你们的美政，用不着再住下去给你们添麻烦了。”遂告辞而去。

　　自下而上，就是群众可以通过向各级官员或风宪官投书献状、当面陈述等方式，主动表达他们对本地吏治官风的看法和意见。

　　两晋南北朝逐渐形成了具状的表述方式：永阳郡百姓何贞秀等154人给湘州刺史递状，从15个方面表彰本郡长官伏暅治理有方，刺史再将文状转呈中央。还有一位历任州县的何远，每到一个地方任职，总有群众给上级递状，说他这样好那样好。

　　从史载看，凡被群众具状好评的官员多能获得回报，如前文所举伏暅被提拔为新安太守，何远不仅被越级提升为给事黄门侍郎，还得到专门发诏表扬。

　　除了政声、增加美誉之外，很多时候群众的好评还有保官的作用。北宋真时，刘随任永康军判官。他兴利除弊，减轻力役负担，严禁人员借马市少数民族，可以说为老百姓谋了不少好事，当地群众都称其为 “刘父”。但最后他却因为上级请托，被人，以至于不保。当本监司相继来永康察访巡视时，数千群众拦马：“我刘父何处去也”，大声喊出“还我刘父”的口号，。本监司再三抚慰，数千群众方才散去。监司把情况一一汇报给朝廷，洗雪了刘随所受的，让他官复原职。

　　史料中还有不少借助乡老美言而得彰显的县令。如唐宣时，醴泉县令��任期已满，全县数十个父老代表向上级州府具状要求他留任后，因为不能确定是否如愿，又一同去庙里设斋求佛，恰巧遇到来此打猎的，就跟讲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其后，有关部门两次拟定接替��的人选，都不予批准，使��得以继续留任。一年多后，怀州刺史空缺，亲笔提名：“醴泉县令��可为怀州刺史。”

　　另一方面，因为群众意见太大而致丢官的事例也有，如北魏的郦道元，就是那位撰写《水经注》的著名学者，在任东荆州刺史时，“威猛为治”，当地向中央他施政苛刻，结果被就地免职。

　　纵观历史，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代前期，可以说是评官最为活跃的时期。朱元璋在面向全国人民、要求“户户有此一本”的《大诰》中明确提出，凡各地“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都可以对本省各级地方的施政行为与绩效进行测评，其评官意见可以用“列姓名具状”的方式递送朝廷，也可以在岁终考核时组团来京，当面告诉：本境“为民患者有几人，造民福者有几人”，朕必定根据评议，表扬好的，降免差的，乃至有罪的。

　　明代前期，许多因违纪犯过等缘故受惩处的官员，全靠好评才能被解除处分。对此《明史·循吏传》特别强调说：太祖立重典从严管理，州县守令常因小过而受惩，甚至被；但如果听到群众对他有好评，就会让他官复原职，有时还给励。

　　洪武中有定远知县高斗南、永州知府余彦诚等一批州县官员，有的因为犯了公务，有的受牵累，先后被罢官。可是当地人民都说他们是好官，“具列善政以闻”，把他们施政一一列出来，于是就让他们官复原职。

　　灵璧县丞周荣受某案，被逮入刑部。年老乡绅成群结队地来到面前说他的好话，最终传旨周荣，脱囚衣，赐官服，由礼部出面宴请他和年老乡绅后，送还原任。周荣不久便从副职转为灵璧知县，后来官至 “河南省长”(左布政使)。

　　据清编各省通志及《明史·循吏传》的有关记载可知，从那时起，许多地区评官蔚然成风，写出了古代官员管理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永平府乐亭县主簿汪铎和县府工房书吏等借“设计害民”，贿赂，当地父老赵罕辰等44人以《大诰》为据，结团赴京。汪铎得知，快马加鞭，赶了40里程追上大家，再三求情说：“我14岁进学，吃尽灯前窗下之苦，好不容易熬到现在这个职位，你们千万饶了我，别坏了我的前程。”由此可见，地方对负面评议有多害怕。

　　不过，在中国古代封建的大体制下，评官要想得到良好发展，特别是在违失、罢免方面得到突破，根本不可能。所以，凡是遵循体制认可程序进行的评官，大多是循吏德政，并且逐渐演绎为地方官员利用评官争取期满留任的有效手段，这就是每当官员将离任时出现的“举留”。

　　宋代群众举留长官的层级和形态很多，有向州府举留知县的，有向监司举留知州的；有的举留不是写材料向上汇报，而是采取拦道、越诉、举幡、击鼓等形态，相当“雷人”。

　　宋高时向子？守衡州，时逢，衡州米价一下子蹿升到每斛一万五千钱。向子忞急忙遣人分赴各粮食丰收地区抢购粮食，以原价摊分费出售，每升为六十钱，这批价格适中的粮食救了很多百姓。但此举严重损害了原本想要趁机发一票的富豪乡绅的利益，于是这批人也来“评官”，最终导致向子忞被罢职。消息传出，“士民相与群聚”，一起拥到衙署前，敲击给老百姓喊屈用的登闻鼓，“愿举留”向子？。现场情况是，“鼓为之裂”，吓得提刑忙以巡视为名趁夜登舟逃走。

　　正面性的评官如此“给力”，往往能给当事人换取名利双收的实惠，所以官秀的故事也不绝于史。如唐高祖时，并州总管李元吉在任上。朝廷收到其副手宇文歆的如实反映后，将他召去京师，与此同时，李元吉也秘密召集百姓前去为他说好话，估计这个“代表团”赴京举留的费用都由并州府财政埋单。这类“秀”始终不绝。

　　宣时永宁县税务局长(税课大使)刘迪宰羊置酒，求当地耆老给上级写信为他唱赞歌并乞留任；还有汉中府同知衙门的吏员们给上级投书，开列同知王聚种种政绩，推荐他出任知府，后来得知这是王聚用设宴请客求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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