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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的真实兵力是多少?

作者:fanfan 来源: 日期:2017-8-22 18:43:17 人气: 标签:抗战时期国民党编制

  抗战期间,消耗极大。七七事变前,仅有现役士兵170万人,而后来损失超过450万①。一边征募新兵,一面抗战,殊为不易。但因军官、兵制混乱,导致军中有很大空额,甚至最高统帅部也无法确知的实际兵力。

  中“吃空额”的问题由来已久,抗战爆发后呈愈演愈烈之势。宋希濂回忆,1942年,远征军中“有许多空缺, 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 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以及逃散了。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 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悲痛万分的时候,入缅军的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了。死的逃的愈多,对他们就愈有利, 他们就愈高兴。”②

  1943年戴笠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也披露,驻在云南的中央军各师长,都自称“现有战斗士兵千人”,但实际上“师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八十八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③一个师的满员编制大约是1.1万人。

  戴笠的这种情况在中当属常见。1944年9月,桂柳会战时,杨森率第二十七集团军参战。该集团军下辖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三十一军。张发奎说,这三个军“全是从湖南战场溃败下来的部队,都严重缺额”。依据当时的统计,二十军有4567人、二十六军有4522人、三十七军更仅有2056人。张发奎还透露,“军、师级单位长官部的兵力数字比实有数字少,因为他们害怕再被担负的任务。长官部的人数与中央不同,他们中央则是多报。”④

  即使是胡南手下的所谓“天下第一师”,同样如此。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陶萃权,曾在胡南军中服役。他回忆,“在第一师‘吃空名’已是公开的秘密。以连的建制约130名士兵计算,连里大概要吃一成;营长要在各连挂5名空额,那么各连的空额就在20人左右;师直属部队就更有问题。据说驻在西安近郊的一个师,全师仅有3000人。”⑤如果陶萃权的说法属实,那第一师至少也有1/6的士兵不存在。

  虚报士兵人数即有机会侵吞军饷,所以军中长官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部队被中央缩编。李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即利用一些人的这种心态,予以拉拢。1941年,“汤恩伯要吃掉一战区六十八军米文和部(石友三的残部)”,米文和投靠第五战区,“李仁仍保留他的原建制(实只一师兵力),使米文和感激得老泪纵横”⑥。由此,米文和就继续能从中央领取一个军的军饷了。

  中不管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都普遍存在“吃空额”的现象。至于具体的空额数量,因为没有确实的资料,只能依据现有材料,大致估计一下。

  从所举事例来看,一个一万多人的师,缺额三四千,乃至一半,几乎是常事。蒋介石在1941年12月时也曾说,“我前方部队兵额之,已为全国尽知之缺点。各级层层,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⑦一个师有3000人空额,还是是情况比较好的,有的师甚至仅有2000多人。平均下来,能参与战斗的士兵人数,当只有名义上编制的一半。

  陈诚在抗战后期任军政部长,他晚年回忆也可印证以上的推测。他说,“预算员额为五百万员名,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以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⑧

  中士兵空额众多,一方面固然是缘于军官,另一面其实也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正通过创建新部队或恢复旧部队来达到某种竞争”。如齐锡生所说,抗战开始后,“大量带有‘新’或‘临时’标志的师的出现,便可证明对部队膨胀缺乏控制。这些部队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出现和消失,中央常常连这些部队指挥官的名字都不知道。结果中央与地方指挥官都成了‘数字’的品,创建的部队远远超出了国家物力的限度。”⑨李仁以一个军的编制收纳仅有一个师的米文和,就是一个很好的。

  地方的存在,在加剧编制数量恶性增长的同时,也阻碍了中央对空额部队的整编。这种状况直至内战爆发后,也没能改变。以至后来在招降国民党军的中还需承诺,对投降部队不裁兵,“按照原人数、原编制、原番号集中整训”。“同志还说:‘你报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几个月的空额饷不算什么。”⑩

  ①⑧《陈诚回忆录:建设》,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47、148、162页;②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1—42页;③戴笠:《呈蒋请严查各师缺额并严格官兵走私(32.07.17发)》,《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国史馆2011年。详见第139期短史记《戴笠披露的贪腐》,谌旭彬;④《张发奎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78页;⑤陶萃权:《我在战场商场跟日本人打交道》,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8页;⑥庞盛文:《李仁与“杂牌”》,《桂林文史资料(第25辑)》,鹭江出版社1994年,第83—84页;⑦李良志、李隆基:《中国新主义史长编:同盟抗战,赢得胜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页;⑨齐锡生《抗战时期国民各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上)》,《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⑩:《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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