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否永远只是一位孤傲情人

　　近年来，随着宋庄、798和草场地等众多艺术区的日益兴旺，中国当代艺术品在国际艺术市场迭创佳绩，以及大众对当代艺术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超越狭小的专业圈，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然而，中国当代艺术与寻常百姓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两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距离，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披览人类艺术史，艺术与大众就像是一对同向而行、彼此相隔、永难靠近的情人。通常的情形是，不管是自命不凡，还是被奉若神明，被称为缪斯的那位艺术，不是孤芳自赏地藏身于圣洁的缪斯庙堂，就是洁身自好地隐居在幽静的象牙之塔。超凡是她的品质，喜新厌旧是她的习性。她永远需要大众的追求和仰慕，但对大众的趣味和愿望又总是置若罔闻，每当大众觉得自己已经走近她的身边，看清了她的芳容，她又会立刻换上新的面孔，奔向了新的驿站。对于痴心不改、追逐不息的大众而言，艺术永远是一位可望而不可及的孤傲情人。

　　在现代艺术史上似乎出现过一个艺术与大众情投意合的“蜜月期”，这段佳话源于艺术史无前例地“下凡”经历。1913年一个名叫马塞尔·杜尚的法国画家扔掉画笔，发动了一场“观念主义”艺术，他将一个带有车轮的自行车前叉，倒置固定在一张圆凳上，就此算作他的一件艺术作品。1917年，他又将一个男厕所用的陶瓷小便池签上名直接送到艺术展览会展出，这类反传统、反美学的“现成品”艺术创作宣告了这样一个：“什么都是艺术”。20世纪60年代，艺术家约瑟夫·博伊于斯将艺术的范围扩大到和人类的种种行为活动，通过这类被他叫做“社会雕塑”的行为艺术，他向：“人人都是艺术家”。杜尚及其将艺术拉下圣殿，撕掉她美丽的外衣，将她弄得蓬头垢面甚至丑陋不堪，其目的在于弥平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取消艺术家与大众的差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拉近艺术与大众距离，反而扩大了两者间的鸿沟。

　　进入当代艺术时期，在，观念艺术已经变成了新的美学，也就是说，观念艺术已经获得了美的形式，无论是材料还是制作，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和影像艺术已经今非昔比，精美的材料与考究的制作，使得这类作品高度契合形式美的，甚至获得了美轮美奂的动人效果。当代艺术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视觉艺术的局限，而增加了听觉乃至嗅觉因素的运用，并且作品与观众的互动。不过，在这样的互动中，观众仍然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他们是按照艺术家设定的程序来进行作品的欣赏、完成作品的解读。我们看到，在当代艺术阶段，艺术再次成为拥有专门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专家的专利，艺术重新回到了美的，而普通大众则继续保持着仰视的身姿。

　　在极左时期，我国曾经有过一段艺术大众化的历史，在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创作原则的指导下，艺术变成了图解的工具，这种“低智化”的艺术看似满足了大众的需要，但它在降低自己品格的同时，却丝毫没有提高大众的素质。在那个疯狂年代，艺术的成为历史倒退的形象证人。在中国艺术史上，这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程。

　　30来，中国当代艺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学习模仿期，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创造的新阶段。中国当代艺术对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巨变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的心理和世界进行了深刻的，它不仅对我们面临的困境提出了警示，也给我们展示出未来的希望。虽然与当代艺术相比，中国当代艺术无论在艺术形式的丰富性与新颖性上，还是在表现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但对于普通而言，中国当代艺术仍然不是一个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对象。

　　艺术与大众之间，小而言之，是专业的差异(尤其是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任何专业都具有自己特有的知识与技能，所谓“隔行如隔山”，任何人要想掌握本专业以外的知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而言之，是与物质的分野(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与构成经济基础主体的寻常百姓相距遥远)。无论古今，还是中外，艺术永远是智慧、慰籍心灵的灵丹妙药。从这个角度看，艺术与大众之间，也就是大脑与肠胃、心脏与下身的距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艺术的价值往往与艺术与大众的距离成正比。也就是说，与大众距离越远的艺术，其价值越高；反之，与大众距离越近的艺术，其价值越低。正因为如此，艺术永远渴望超凡、创新求变。上述现代艺术的种种离经叛道，虽然与大众格格不入，但其突破传统、挑战陈规的艺术观念，不仅给人带来了心灵的和的解放，而且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与推动作用。对于寻常百姓，即使他们看不懂、甚至从不关心当代艺术，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当代艺术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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