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伯格《LEAN IN》第一章

　　手掌痣的位置与命运

　　1917年8月28日，我的祖母罗莎琳德艾因霍恩（Rosalind Einhorn）出生了，比我的出生恰好早52年。和纽约城里各个区里的许多犹太移民家庭一样，霍恩一家住在一个紧挨着大家庭、空间极局促的公寓里。对于她的表兄弟们，她的父母与叔婶都呼其名字，但叫她与她的姐妹们时只说“姑娘”（girlie）。

　　大萧条时期，我的祖母从莫里斯高中帮着维持家庭。她给衣物缝制布花，她的母亲再以微小的差价把衣服转卖出去。她的父母从未想过让男孩。一个家庭要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希望就寄托在男孩的教育上。人们会让男孩学习律法（Torah），而女孩既不会对家庭收入有贡献，只是被希望能“体面持家”，所以受不受教育就不那么重要。我祖母很幸运，当地一个老师请她父母让她回校上学。她不仅读完了高中，还顺利地从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

　　读完大学后，这个“姑娘”在大卫的第五大店做手袋和饰品的售卖工作。当她辞掉工作与我的祖父结婚时，家族里盛传大卫不得不雇四个人来顶她的缺。若干年后，当我祖父的涂料生意正苦苦挣扎时，她投入了进去并采取了她父亲不愿意采取的措施，终于将整个家庭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出来。在她四十多岁时，罗莎琳德被诊断出有乳腺癌，她战胜了癌症，此后一直致力于为治疗她的诊所筹款。她还开始了一项副业，就是开车拉着一后备厢的山寨手表四处贩卖，最后收入的利润率即便是Web 2.0时代的网络公司也会眼红。我从未遇到过比我祖母更有精力和毅力的人。当巴菲特谈到他只是在和一半的人竞争时，我想到了祖母，还想如果她出生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她会有怎样不同的人生。

　　当我的祖母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母亲和她两个兄弟她非常重视他们的教育。我的母亲进入了大学，与男孩们一起上课。1965年，她毕业时获得了法国文学学位。她自己调查了两种行业的工作人群教师和，最后选择了做教师。她开始攻读法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因为怀上了我退了学。我的父母从未想过，母亲在生孩子后可以继续工作。如果丈夫不能养家，需要妻子在外工作，人们会认为这是他软弱的标志。我的母亲因此成了一个全职家长和一个活跃的志愿者。几个世纪以来的劳动力分工就这样持续下去了。

　　尽管我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长大，我的父母对我和我的弟弟妹妹有着相同的期望。他们期望我们三个孩子都成绩优秀、分担同样的家务、参加课外活动。我们还应该擅长运动。我的弟弟妹妹在学校里都参加了运动队，而我则是体育馆里最后一个被挑选的孩子。虽然体育方面的表现不如人意，但父母对我的培养让我相信女孩可以做男孩做的一切，我有选择任何工作的。

　　当我在1987年秋季进入大学时，班里的男女同学在学习上投入的精力不相上下。在印象中，我对未来的职业设想与男同学们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不记得自己曾和谁讨论过有朝一日必须得在工作与孩子之间寻找平衡。我和朋友们都认为自己会兼顾事业和家庭。也许，我们都太过年轻不够现实，也许，我们都太乐观。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活动乃至工作面试中，男人和女人之间都在进行公开而激烈的竞争。从我的祖母开始，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竞争的看上去似乎已经平等了。

　　不过，我大学毕业二十多年了，今天世界的变化并没像我相信的那样大。以前的男同学在各行各业里工作。女同学里一些有全职工作或兼职，而像我母亲那样的全职妈妈和志愿者也为数不少。不只是我身边的圈子有这种倾向。与异性对手相比，训练有素的女性在大量的减少，她们在退出劳动人口。这逐渐扩大的男女比例也因此让各类机构与导师们愿意更多地在男性身上投资，因为从数字上看他们更有可能工作。

　　朱迪丝罗丁（Judith Rodin），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常青藤盟校中的第一位女校长，曾对与我年纪相仿的一群听众说：“我这代人曾奋力，以求给你们有选择一切的。我们也相信你们的选择。但我们并没想到你们中会有这么多人选择了离职。”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这代人成长在一个日益平等的时代，我们也相信平等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趋势。回想起来，我们都太天真也太理想主义。职业抱负与个人发展的结合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有挑战性。几乎是在同样的阶段，我们的事业要求时间上的最大投入，而我们的生物机能则要求我们生儿育女。丈夫们不分担家务，也不帮着照看孩子，于是我们发现自己承担着两份全职工作。工作场所也没有进化到可以为我们提供兼顾家庭所必需的弹性时间。这让我们出乎意料、措手不及。

　　如果我们这代人太过天真，那么下一代人也许又太过现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现在的女孩们知道的太多。在今天成长起来的女孩们，不是刚获得平等机会的第一代人，但她们却是知道这个机会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在职业上大有成就的第一代人。她们中许多人看着自己的母亲先是试图面面俱到，然后决定有所。而“”的通常是她们的事业。

　　毫无疑问，女性在工作中是具备领导力的。在美国，女孩在课堂上的表现越来越好于男孩，在本科毕业生与硕士毕业生中的比例分别是57%和63%。这甚至让一些人开始为“男人的”而焦虑。但是，学校里所赞赏的善于服从、“先举手，被叫到再回答”的行为，在工作中并不受重视。事业的发展所依赖的通常是敢于冒险和表现人们并不鼓励女孩表现出这样的特征。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在学习时期获得的成就没有相应地提高女性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所以，输送高等教育人才的管道入口处有很多女人，但当同样的管道到达领导职位时，出来的却是大量的男人。

　　这个淘汰过程的形成背后有很多原因，但造成高级职位中女性稀少数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领导雄心。当然，不少女人和男人一样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然而再深一步，关于女性对高级职位的渴望度数据显示，在各个行业里追求大多数高级职位的都是男性多于女性。麦肯锡在2012年对于财富500强企业的4000多名员工的一项调查发现，男性中有36%的人想要成为首席执行官，女性则只有18%。当工作被描述为有影响力、有挑战性并涉及高级职责时，要求得到该工作的男性要多于女性。尽管我们一般都是在高管级别谈及两性在进取心上的差距，但在事业发展的每个阶段，这种潜在的动力都很明显。一项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毕业后以“进入管理层”作为头三年职业目标的更多是男性。即使是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中间，能称自己“有事业抱负的”也是男性多于女性。

　　要在下一代人中实现一些转变仍然是有希望的。2012年，佩尤（Pew）的一项研究显示，18-34岁的年轻人中，首次有更多的年轻女人（66%）比年轻男人（59%）认为“在高薪职业或行业里成功”与个人生活同样重要。对80后、90后人群的最新调查表明，女性与男性一样有可能称自己“有事业抱负”。虽然较之以往有进步，但在此次调查人群中仍然存在着领导雄心的差距。80后、90后的女性也不太可能像男性一样认可以下的描述：“不管是什么领域，我希望在我最终从事的工作中获得领导者的角色。”她们也不太会像同辈的男性一样用“领导者”、“有远见”、“自信”和“愿担风险”等特点来形容自己。

　　既然更多男人以领导者角色为目标，尤其是再考虑到女性要面对的所有其他障碍，他们达到目标也就不足为奇。在劳动人群中一直存在着这种不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学生会中，女性不到三分之一。甚至在中学时期，也是更多的男孩比女孩想要在未来的事业里获得领导者的角色。作家萨曼莎尹杜斯（Samantha Ettus）和她的丈夫曾读过女儿幼儿园的年刊，里面谈到每个孩子要回答一个问题：“当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样的人？”他们注意到，有些男孩立志要当总统，而没有一个女孩有这样的想法。最近的数据显示，当这些女孩成为女人后，她们的想法也没什么改变。

　　人们会对男性有职业抱负的期待，对女性的期待则是可有可无更糟糕的是，有时候情况正相反。“她很有抱负”这句话在我们的文化里并不是一句赞美。积极进取、作风强硬的女人违反了那些关于社会行为可接受性的不成文规则。男人的进取、强大、成功会不断地受到人们的称赞喝彩，但表现出相同特点的女人却常常受到社会的惩罚。女人在获得成就的同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目前情况而言，仍然有来自社会的压力让女性从年轻的时候就得考虑婚姻问题。当我去上大学时，父母虽也强调学业要有所成，但对婚姻问题的更多。他们告诉我，最适合结婚的女人很早就结婚，她们会在“好男人”被抢光之前先下手为强。我遵从了他们的。上大学的时候，我将每个约会对象都当做潜在的丈夫加以（相信我，19岁就这么做绝对会毁了约会）。当我快毕业时，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拉里萨默斯我申请国际学金项目。我了，理由是如果在海外生活，约会对象就不大可能发展成为丈夫。于是我转而去了特区，那里尽是适合结婚的男人。实际上毕业后第一年，我就遇上一个适合结婚的好男人，并和他结了婚。当时我24岁，也真诚地相信婚姻是幸福、有意义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必然的一步。事实并非如我所料。我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出这样有关一生的决定，这场婚姻很快就破裂了。25岁时，我不仅完成了结婚这件大事……也经历了离婚。那段时间，我自己感觉也好，旁人眼里也好，这似乎都是一场巨大的失败。 很多年里，我都感到胸口赫然打着“离异”的标签，相形之下事业上取得的任何成就都黯然失色。

　　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妇女及外交政策项目副主管、我的朋友盖尔莱蒙（Gayle Tzemach Lemmon）分享过被教育要“婚姻先于事业”的个人经验。她在《大西洋》（Atlantic）中写到：“当我27岁，我获得了一笔极丰厚的学金可以前往学习德语，并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以任何客观标准来看，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个不可思议的机会，我知道这对我毕业及以后的人生都是极有帮助的。但听说我要离开当时的男友到国外住上一年，我的女伴们都一脸的和恐惧。亲戚们都问我是否担心自己还没结婚。当我与那时的男友参加一场户外烧烤活动，他的老板拉我到一边提醒我‘像那样的好男人可不多’……就在那一刻、那个院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单。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仅仅因为接受职业生涯里一个重大机会而感到内疚。”在盖尔看来，其他人所给出的这些负面反应导致的结果是让许多女人“仍将‘雄心抱负’之类看做羞于提起的词”。

　　人们与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抱负。他们认为女性不像男性那样有进取心，但更，会追求不同的、更有意义的目标。我不会反驳这种看法。除了在职业生涯上孜孜以求之外，人生有更多重要的事情，比如生儿育女、个人追求、社会贡献以及扶助他人，等等。有许多人在工作中极为投入，但并不（也不应该是必须）想要成为工作单位的经营管理者。要让自己产生影响力，成为领导者并不是唯一的方式。

　　我也完全承认，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母乳喂养，我有时候会非常失望地想到，哺乳是我丈夫压根就没有条件去做的一件事。在性别差异中是否存在某些先天的特征让女人更适合哺育后代、让男人更有自信与决断力？很有可能。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不再像曾经那样必须在野外觅食打猎，我们对领导力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文化催生和强化的特质。个人怎样看待自己能做什么、应该达到怎样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社会期望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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