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伤痕文学”的新时期中国文学红作家今何在？

　　之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原编者按：之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新时期文学那些曾风光一时的作家如今身居何处，都在忙些什么？我刊从今年第一期起的系列报道“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将一一满足您了解的愿望。

　　本文摘自《文学》2001年02期，作者：古耜、黄祖康、徐兆淮，原题为：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邓刚、何士光、赵本夫)

　　对于邓刚来说，幽默是一种人性的美质与优长，但同时它又是一种生命的裨补和。正是这种并人都有的幽默的浸润与，使得邓刚不仅总是拥有缘、好心情、好笔墨，而且还渐渐修成了一种豁达从容、不急不躁的人生态度，从而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同时也看待文坛的潮起潮落。

　　在我的印象里，邓刚的幽默由来已久。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与他虽然还天各一方且缘悭一面，但读他那些把“海碰子”和“街溜子”都写活了的中长篇小说，如《白海参》、《未到犯罪年龄》等等，便感到有浓浓的幽默渗透其间，以致常常禁不住笑出声来。九十年代前期，我在京主持中国石油文联的文学刊物《地火》，曾向邓刚约稿，不久便收到了他介绍创作近况的复函和一张便于联系的名片。那虽然不长，但字里行间有机趣、有自嘲，所以很见作家幽默的性情。至于那张名片，除了印有必须告人的姓名、地址、电话等等，并不见什么可供装饰的头衔，取而代之的倒是一幅漫画式的作家头像，而这幅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头像，以夸不失真的线条和谐而不谑的风度，同样透发着作家处世的幽默。四年前，为和妻女团聚，我调入大连文联，这时，便同邓刚成了不仅共一城风雨，而且在一处谋稻粱的同事，因此也就有条件频频直观他身上那种随处可见的幽默气质：朋友，他喜欢信马由缰、侃侃而谈，但又不时的剑走偏锋，语惊四座；公共场合，他更是灵思充盈，妙语连珠，在诙谐风趣的对答如流中，让你捧腹喷饭。难怪纪录这些热闹场景的《作家热线邓刚答读者人生百问》一书，最近刚刚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就受到了市场与传媒的热烈欢迎。

　　我一向认为，国人的幽默虽然百态千姿，但倘究其根源与实质，却大抵不出两途：一是先予；二是后天修成。倘若这样的划分并无大谬，那么邓刚的幽默似乎更多属于前者。他这种包含着人类游戏本能和欢乐天性的幽默，因为系与生俱来，所以不仅具备了一种从骨子里渗出的真诚、自然与热忱，而且还常常同生命的智慧交织融合、相辅相成，贻人以既奇异、新颖，又轻松、睿智的生命体验。譬如，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邓刚正兴致勃勃地回答着各种问题，这时有人递了一张条子，上写：“你有情人吗？有几个？必须回答！”

　　按说这种不合规则的发问，是很容易让作家陷入窘境的，但邓刚处理起来却相当从容潇洒。他先是诙谐地反问：“情人如果像巧克力豆那样三个五个地数，那还能算情人吗？”继而告诉大家：在社会，最初的情人产生是不合理婚姻的结果，而真正的情人之间是有着圣洁的、高质量的相爱之情的。

　　正因为如此，他进一步调侃道：如果作家“当着那么多的听众，地显摆他有情人，那他是在一个美好的心灵可是，我要是矢口否认，说我没有情人，那你们相信吗？”面对这一番有“笑”点而又有观点的言谈，你可以说邓刚太机智、太聪敏，乃至太狡猾，凭着似答非答绕过了关键问题，但是你却不能不承认这里的机智、聪敏和狡猾，都是需要幽默做支撑、做牵引的，它最终的效果是在欢乐的气氛中，为一个很可能导致庸俗的话题，注入了健康、积极的意蕴。

　　毫无疑问，邓刚的幽默包含着生命的智慧和游戏，但是你如果因此而把这种幽默全认作生活中的小聪明乃至语言交流中的插科打诨，那你肯定不在行了。因为事实上，真正的幽默大都是同新奇的识见结伴而行的，其中前者给后者可亲近的风度，而后者给前者可回味的深度，算得上互为条件，相得益彰。邓刚的幽默恰恰可作如是观，即他这种幽默总是表现为谐中有思、俚中有智，甚至可以套用一句格言：邓刚一思考，读者就发笑。关于这一点，我们读他近年来出版的《邓刚海味馆》、《邓刚幽默》等散文随笔集，几乎是随处都可以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