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论民国时期东渐的特点

　　章泽天高考成绩与晚清时期比较，民国时期的东渐，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几乎所有的门类，如、经济、军事、法律、哲学、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二是主体的变化，回国留学生取代传教士和士大夫“扮演了‘盗火者’的角色”，成为的主体；三是途径的多样性，除翻译西书外，著述介绍、邀请学者来华等也是东渐的重要途径。

　　传入中国，最早是在明末清初。当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向中国人的同时，也曾介绍过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但由于种种原因，那时的并没有在中国植根，也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不久，即因清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传入中止。再次卷土重来则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了民国，东渐更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与晚清时期比较，民国时期的东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晚清时期的东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894年，即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前。这一阶段传入的除教外，主要是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基础科学；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等应用科学都有大量和系统的介绍。单项学科的引进也很全面，如介绍的物理学中就包括了力学、电学、声学、水学、热学等分支学科。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些介绍，但这种介绍是附带的、零星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无法与自然科学的介绍相比。“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大量引进，是在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①据研究者统计，18601900年四十年间，共出各种西书555种，其中自然科学162种，占总数的29%，应用科学225种，占总数的41%，两者合计387种，占总数的70%，而社会科学只有123种，占总数的22%，其他45种，占总数的8%②。

　　这一阶段传入的之所以以自然科学为主，主要是由当时人们对的认识决定的。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先进人物之一的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所编的《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他所认识的“夷之长技”,不外“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即所谓的“技艺”。1861年，冯桂芬撰《校孤》，提出主张，其中一篇是《采议》，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算学是的基础，“一切，皆从算学出”。正因为冯氏所认识的仅限于自然科学，所以他主张“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后来成了“中学为体，为用”之文化主张的滥觞。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前后历时30年，但人们对的认识，始终与冯桂芬的认识相差无几。

　　甲午战争中清的惨败，特别是北洋海军的全军，是号称“自强”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标志。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人们对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比如严复，在甲午战争后连续发表文章，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强调“大讲”的重要性，洋务派对的片面认识。在他看来，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乃至天文、算学、格致，都不是的根本，的根本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亦就是我们所讲的科学与。梁启超在《戊戌记》的“上谕恭跋”里说：“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己未和议成，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中国与人们对认识的这种变化相一致，晚清东渐也进入到了它的第二个阶段。

　　晚清东渐的第二个阶段，从1895年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这一阶段传入的，除自然科学外，社会科学日益增多起来。传入的这种变化，可以从《书目表》、《东书目》和《译书经眼录》所收的书目看出。梁启超1896年所著的《书目表》共收书目352种，其中自然科学259种，占总数的73.6%，社会科学93种，占总数的26.4%。徐维则1899年出版的《东书目》收书目537种，其中自然科学387种，社会科学126种，21种，就自然科学书目与社会科学书目比较，前者占75.2%，后者占24.8%。两者的比较与《书目表》反映的情况大致相符。所以梁启超在《书目表》的“序例”中说：在书中“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寥寥。”③这种情况在《译书经眼录》中有了根本改变。《译书经眼录》收1900年至1904年所译书目491部，其中自然科学164部，占总数的33.4%，社会科学327部，占总数的66.6%。另据《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一书的统计，从1868年至1895年，中译日文书8种，几乎全是自然科学，1896年至1911年中译日文书958种，其中自然科学（含应用科学）172种，约占总数的18%，社会科学786种，约占总数的82%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二阶段传入的社会科学，虽然包括了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但主要以和类为主。有学者在研究了20世纪初“从东方涌来”后指出：当时中国人翻译来自日本的西书，“、学方面，译作最多，成效最大”⑤。

　　进入民国，特别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如果说1894年前的主要是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几乎所有的门类，如、经济、军事、法律、哲学、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比如，哲学虽然自戊戌变法时期起就已开始传入我国，但真正对哲学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哲学的输入，较之以前，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点。这就是：第一，规模宏大，哲学的所有流派，几乎于同一时期一并涌入中国；第二，全面系统，超出了以往零星稗贩式的介绍。”⑥艾思奇就曾指出：“在清崩溃以前，即有种种的思想之输入，严复的翻译，《新民丛报》等类出版物之介绍，虽然说不上哲学，至少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型新思想之最初的具体表现……但资本主义思想之突飞猛进的成长及新哲学的正式成立，是在民国三年以后五四运动中的事。”⑦其他学科也与哲学类似。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年至1923年的五年间，先后就有30多个国家的170多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作家的作品最多，其次为法国、、英国、印度和日本的作家作品。大量文艺作品的被翻译发表，不仅给闭塞的中国文坛吹进了新鲜的现代气息，推动了新文动的向前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比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社会问题剧”《娜拉》，以冲破家庭，寻找个性发展，成了当时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象征。阿英在《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一文中曾写道：易卜生作品的翻译和发表，“配合了五四社会的需要”。因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就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新的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喜欢他，也几乎没有一种刊不谈论他，在中国妇女中出现了不少的娜拉。易卜生的戏剧，特别是《娜拉》，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在文艺作品大量地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方法和文学体式也大量地涌进了中国，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问题剧、问题小说、短篇小说、杂文、随笔、杂感小品等。文艺、创作方法和文学体式的大量涌入，促进了新文学和文艺刊物的蜂起。据统计，1921年到1923年，全国有各种文学40多个，文艺刊物50多种，而到了1925年，仅短短的两年期间，文学和文艺刊物就分别猛增到100多个，其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影响最大。“文学研究会较多受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创造社主要倾向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⑧

　　晚清东渐的主体，在1895年以前，主要是外国传教士。1895以后，主要是一些对有一定了解的中国士大夫。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来华的传教士就在通商口岸创办了一些报刊、学堂和出版机构，不过为数很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权益的进一步扩大，外国传教士取得了在各地传教的。为配合传教，他们大量建立各种文化设施，如学堂、报馆、学会和翻译出版机构等。就报刊而论，“中国各报除京报外，自始自今（九十年代初引者），共有七十六种，大抵以西人报为多。”⑨学会方面最著名的是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等人主持的广学会。四十多年中仅编译出版的书籍就达2000多种，还发行有《万国公报》、《大同报》等十几种中文报刊。洋务运动兴起后，洋务派创办了一些洋务学堂、译书机构，如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等。由于当时中国人很少有精通甚至接触过者，因此不少传教士被洋务派官员请到这些洋务学堂和译书机构担任教习或译员。他们或单独、或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不少书籍。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员期间，先后译书77种，占全馆译书三分之一以上，比其他任何人都多。除为江南制造局译书外，他还为上海的益智书局译书30多种。据统计，傅氏一生共译西书129种，涉及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其中，基础科学57种，应用科学48种，军事科学14种，社会科学10种⑩。其他传教士，如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韦烈亚力等也译书不少。梁启超的《书目表》收录鸦片战争后到1896年的译书341种，其中传教士译139种，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译123种，中国学者译38种，不著姓名的41种。中国学者，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也曾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过不少西书，对的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总的来看，1895年之前的主体是传教士。

　　1895年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一方面由于门户，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务运动中派遣的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中国人中掌握外国语言文字和科学知识的人日益增多起来，他们为了向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积极，并逐渐取代传教士成了东渐的主体。以译书为例，据上引梁启超《书目表》所收1896年前译书书目统计，传教士译书或与中国学者合译书占总译书的76%，中国学者译书只占总译书的11%。而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所收1900年至1904年526种西文和日文的译书统计，外国人译35种，中外合译33种，中国学者译415种，不著姓名的43种，外国人译书和外国人与中国人合译书占总译书的11%，中国人译书占总译书的76%。比较《书目表》和《译书经眼录》，外国人译书和外国人与中国学者合译书与中国人译书的百分比正好。当时就有人撰文谈到这前后两个阶段译书人身份的变化：“前译书之人，也，朝廷也；前译书之目的，传教也，敷衍也。后译书之人，士夫也，学生也；后译书之目的，谋公利也，谋也。”B11这表明，自1895年后中国人已逐渐成为的主体。而这些的中国人，其身份虽然各异，有、家、学堂教习、新旧学者，但总的来看都是一些曾接触过文化、对有相当或一定了解的“士大夫”，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马君武、黄遵宪、王国维、伍光健、张相文、丁福保、林纾、孟森等。

　　进入民国，随着留学生的大量回国，东渐的主体再次发生变化。据最保守的估计，清末至民国，我国官费或自费到欧美日本留学的学生至少在10万人以上（有学者估计是30万人）B12。这10多万留学生除少数人滞留未归外，绝大多数学成后都回到了国内B13。由于留学生接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又有长期国外生活的经历，无论是对（包括日本）语言文字的掌握，还是对文化学术的了解，都是清末的士大夫们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他们“在引介哲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说方面”，便很快取代严复、梁启超、林纾辈“扮演了‘盗火者’的角色”B14，成为的主体。以哲学为例，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几乎都是留学生首先或主要介绍到中国来的。如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倭伊铿哲学、杜里舒生机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再如外国文学的翻译，据研究者统计，1987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19111949年间共出版外国文学译著（包括重译本）3994种，“留学出身的占了其中的大部分”B15。1915年由留美学生赵元任、胡明复、杨杏佛等人发起成立、以攻读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为主要会员的中国科学社，对和介绍现代自然科学作出过巨大贡献。据统计，该社主办的《科学》月刊，自1915到1950年，共出版32卷，发表介绍、研究自然科学的长短论文或3000多篇，约2000多万字。除《科学》月刊外，该社还出版有《科学画报》、《论文专刊》、《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该社还多次派代表参加国际科学会议，同时又邀请不少国外学者来中国。根据1935年的一项调查，当时全国有自然科学类学术团体40多个，这些团体与“中国科学社”一样多以留学生为主要，它们“在气象学、地质学、农业学、医学、植物学、冶金学等各个领域，在科学的汇聚、研究和科技汉译新名词的审定、推行等各个层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B16。民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大多数都是留学生出身。如思想家胡适、陈序经、冯友兰、贺麟，文学家鲁迅、郭沫若、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徐志摩，教育家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晏阳初、梅贻琦、陈鹤琴，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苏步青，社会科学家金岳霖、陈寅恪、汤用彤、钱钟书、傅斯年等。

　　民国时期，留学生成了的主体。但对于如何学习，不仅在一般中国人中，就是在留学生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概而言之，民国时期对于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一是中体西用，华化、儒化，这可以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以及现代新）为代表；二是西化或全盘西化，胡适、陈序经等西化派或反传统主义者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三是拿来主义，拿来之后，“或使用，或存放，或”。鲁迅是这一主张的提出者；四是洋为中用，区分精华与糟粕，前者引进，后者，这是为代表的人对待文化的态度。民国时期关于的论争，主要就是上述主张之间的论争。这与晚清时期不同，晚清时期的论争，要不要学习是其主要的问题之一。从晚清时的要不要学习，变为民国时的如何学习，这说明随着的不段，中国人对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有了长足的进步。

　　晚清时期的东渐，主要途径是翻译西书（包括来自日文的西书）。据统计，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译西书，到1911年清朝被的100年间，中国共翻译、出版书籍2291种。晚清翻译西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在1895年之前，采取的是“西译中述”的基本模式。因为当时中国缺乏翻译人才，西书的翻主要是传教士，传教士虽通一点中文，但仅通皮毛，所以他们只好与中国学者合作，由他们先将西书的意思口译成中文，然后由不通西文的中国学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这种译书模式带来两个不好结果：其一，传教士不是科学家，缺乏专业知识，他们所选译的科学书籍，大多数不是第一流的著作，不足以代表科学发展水平；其二，“文化本属不同文化系统，长久隔阂，翻译更为不易；以仅通中文大意、难解个中奥蕴的西人口译，已经打了一个折扣；加上不通西文、难得文化真谛的中国学者的笔述，又打了一个折扣。这样三转两折，以中文印刷符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化，已经加进了不少中国文化成分。”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1895年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曾对东渐起过重要作用的“西译中述”译书模式，逐渐被“梁启超式”的译书模式所取代（林纾与人合作翻学作品是个例外）。所谓“梁启超式”的模式，即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而且这种输入因急功近利和对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是“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无论内容和准确性都存在着不少问题。

　　进入民国，翻译西书仍是东渐的重要途径。但与晚清不同，民国时期译书的主体是归国留学生。他们既精通语言文字，又对文化学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们不仅彻底抛弃了“西译中述”的模式，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梁启超式”的译书水平。作为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翻译克服了“梁启超式”的模式“在文献形态上，翻译和介绍性的文章占绝大部分，深刻论述与评价的论著十分稀少；就是这些介绍性的文章，也多是根据国外流行的哲学史书籍进行的转述。即使这样，其中不少观点与被对象的观点也存在不少的距离”的毛病B17，本末皆具，派别分明，内容丰富而准确。比如，哲学原著的翻译和出版，是东渐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长期以来，限于翻的水平和胆识，有关这方面的译著可谓是凤毛麟角。张申府曾经指出：“现在中国是怎样地受到西洋文明的影响，但是真正知道西洋文明的确实不多。许多人谈西洋文明，差不多都是隔靴搔痒。”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西洋的许多名经巨典没有翻译到中国来。”B18但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进入三四十年代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进，“哲学发展过程中一些主要有代表性哲学家的著作，都有选择地被翻译过来”。据学者研究，仅在1927至1949年间，被翻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有《柏拉图五大对话》、《柏拉图对话六种》和《巴门尼德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学》，《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集》、《赫拉克利特哲学集》等；被翻译的经验派与派的著作，有培根的《新工具》、《哲学论文集》，洛克的《人类论》，巴克莱的《哲学对话三篇》、《人类知识原理》和《视觉新论》，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人之论》，笛卡尔的《方》、《哲学原理》和《沉思集》，爱尔维修的《论》，霍尔的《自然之体系》，孔狄亚克的《认识论起源》，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致多篇》和《论知性之改进》，莱布尼茨的《形尔上学序论》等；被翻译的古典哲学家的著作，有康德的《实践》、《纯粹》，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录》，黑格尔的《逻辑学大纲》等；现代哲学著作被翻译的就更多，达到60多部，“五四运动前后得到的实用主义、罗素哲学与唯意志论，不但仍然是的重心所在，而且其中有的著作还有几个译本”B19。

　　除直接翻译西书外，著书介绍也是东渐的一条重要途径。晚清时，由于人们对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不仅介绍的著述较少，就是这些较少的介绍著述，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甚至错误。王国维就曾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对康德哲学的介绍“其纰缪十且也”B20。到了民国，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很多对有相当了解和研究的思想家和学者加入到了著述介绍的行列。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介绍，张君劢、瞿世英、李石岑等人对倭伊铿哲学、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杜里舒生机主义哲学的介绍，张申府、荪、王星拱、杨端六等人对罗素数理逻辑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丁文江、王星拱等人对马赫主义学说的介绍，沈志远、严群、李石岑、陈康等人对古典哲学的介绍，张铭鼎、范寿康、郑昕等人对康德哲学的介绍，瞿世英、张君劢、周谷城、贺麟等人对黑格尔哲学的介绍，杨人贰⒛咔嘣等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介绍，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介绍，朱光潜对克罗齐哲学的介绍，张君劢对汤因比文化哲学的介绍，吴宓、梅光迪等人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介绍，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茅盾、孙席珍等对文艺的介绍，等等。这些介绍对东渐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邀请学者来华，这是民国时期东渐的又一重要途径。仅五四时期，应邀来华的学者就有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著名哲学家杜里舒等人。杜威于1919年4月底到达上海，第二年7月离去，前后在中国逗留了1年零3个月，到过11个省市，发表100多场。全国各大报刊对杜氏的活动和内容作过大量报道。后来这些经过整理又由知新书店以《杜威五大》为书名正式出版。通过杜氏的和胡适等人的积极介绍与宣传，杜氏的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广泛，成为民国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之一。罗素访华期间（1920年9月到达上海，第二年7月离去），先后在、长沙、上海等地就数理逻辑、哲学问题、物的分析、心的分析和社会问题发表系列，向当时渴求新知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量子论、分析说、数理逻辑等崭新的科学知识，受到热列欢迎。杜里舒在华期间，除介绍康德哲学外，主要是向中国宣讲和介绍他的生机主义哲学，当时不少报刊发表过他的稿，有的稿又经整理，被收入不久出版的《杜里舒录》之中。除杜威、罗素和杜里舒外，民国时期到中国从事过或文化交流活动的学者还有伯希和、萧伯纳、海明威、爱因斯坦、魏特夫等人。学者来华直接向中国介绍和，这是民国时期东渐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邀请文化艺术团体来华交流演出，也是东渐的途径之一。

　　民国时期，东渐的途径不仅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工具比之晚清也更为先进。晚清时，工具主要是书和报刊。到了民国，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除图书和报刊外，、电影等也成了东渐的重要工具。

　　①史革新：《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在中国的》，《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⑦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第14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⑩熊月之：《东渐与晚清社会》第5735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B131937年的《同学录》，收录留学生1152人，其中学成归国者1131人，回国率达98%以上。见汪一驹：《中国知识与》第170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18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B17王守常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哲学卷）》，第3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B20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第3册，第523页，上海书店1996年版。

　　郑大华，湖南永顺县人，“”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先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教授和龚书铎教授，1990年师范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主持或承担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重点课题和省、部级重大委托课题，出版著作15种、译著5种（含合译），点校整理资料11种15册，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150多篇，获国家及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9项。现任湖南省人民“芙蓉学者计划”首批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