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波：明清商人地位的变化【2】

　　属马的今年多大明清时期封建商品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新四民观开始兴起并得到广泛，商人的地位得以提升。晚清洋务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重商主义更是将商人作为振兴洋务的重要力量，绅商这一特殊群体登上历史舞台，把商人阶层的角色推向顶峰。可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中，商人阶层始终匍匐在强大的官权之下，无法成长为一支的力量。

　　从新四民观的出现，到绅商阶层的形成，我们看到明清商人的地位的上升趋势，这是明清商业繁荣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尽管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但是这种提升到了“天花板”，没有像西欧的同行们那样顺势成长为阶层。

　　究其原因，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有关。直到清被，中国都还是一个农业国，个体农业劳动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基础，商业虽然可以更高效地推动市场活跃，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农民，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在层面，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为了维持一种平衡，保持社会整体稳定，者掌控经济命脉和重要经济资源，也因此对商人的经营范围和影响力有着极大的。从西汉的盐铁专营之争到张之洞所鼓吹的“商能分利，不能分权”，这种对商人阶层的甚至防范，始终没有改变。就连小科布尔在研究国民的历史时都不得不承认：“南京插手并工商业，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奇”⑦。中国传统控制了商人阶层像西欧商人那样对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借赞赏日本的商业崛起，表达了对满清干预甚至商人商业活动的不满，他说日本地方官“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而绝”⑧。

　　那么，西欧资本主义转型之时商人阶层如何成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呢？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是带有人身依经济依附的社会经济制度，一个庄园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封建领主是其核心，庄园或者采邑是其农业经济的核心。到了中世纪晚期（约十四到十六世纪），人口的急剧增长，有限的土地难以满足需要，无地或者少地的人日渐增多，他们加入了“流浪人”的行列。他们失去了赖以的土地，另一方面，他们也因此摆脱了与其封建领主的依附关系，获得了更大的和经济活动，这些人恰恰具有了打破封闭庄园经济，发展扩大更大范围内商品流通的条件和意愿。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商人。⑨

　　伴随着商业的复兴，商人阶层的兴起，在封建的庄园主和商人阶层之间产生了这样的关系：封建的庄园主帮助提升商人的生产和商业规模，商人的成功反过来帮助本地区的强盛和繁荣。商人的居住地后来成为城市，而城市的目标就是摆脱封建，进行商业活动。商人们通过出资购买“特许状”，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了的司法权、城市的自治管理权。由市民组成商业公会负责城市治理。早在十四世纪末，伦敦市长只可由12个大的行会之中选出。⑩城市成为了由“特许状”提供的区域，越来越多的人从封建领地来到城市，在致富愿望的下加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后备军。与之相对，16～18世纪，中国有上千万农民离开故土，迁往其他地区，但是只有少部分人变更了职业，一项对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70%左右的移民仍是觅地开荒，为人佃作和做农业雇工，并未脱离农业劳动。

　　由的对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商人阶层在阶层地位上升过程中的不同境遇。西欧的结构是真正的封建制：封土建国，逐级分封。各个封建领主事实上处于割据状态，这种相对薄弱的控制给了商人群体活跃的空间和发挥其影响力的广阔舞台。而反观中国，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广置郡县之后便迅速，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央和君主为特征的制度。明清时期恰好是这种制度日臻完善和成熟的时期。在这样的制度下，拥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必须寻求与官僚阶层的合作才能获得安全，的比资本更重要。贾宁在《山西商人与清的关系》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总结，颇能证明上述观点。他认为当时的山西商人利用为办理诸如筹集饷银，各省税收的缴纳汇兑，甚至直接出资垫饷和外债赔款等等，给了大力的财政支持，这种日常业务关系使得商人群体成为了维持的有力支持。山西商人还充分利用与官员的私人往来，构筑私人关系网络。这种私人往来包括节日寿辰的贺礼，重要事务工程的报效等。不仅如此，商人们还颇有远见地出资帮助贫寒家庭的学子参加科举考试，鼓励经理人员用纳捐等途径谋取，以求他们以后在可以倚仗。很明显，山西商人必须在有支持者才能其事业的存在和发展，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精力和投入这样的的活动之中，而没有及时和充分地投资于近代工业。

　　可见，与早期西欧商业活动相比较，中国明清商人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其成就局限在经济层面，他们并没有凭借经济地位的上升而跻身于阶级。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努力维持与阶级的合作关系，小心谨慎地自己的利益。1891年，张之洞在信札里透露了当时汉口商人的：汉口镇的行商每年的买卖总额在数千万两，商业很繁荣，可是（包括各级官僚）收缴的税费高达33%至50%，张之洞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商集巨款，利归”，以至于张之洞要求加强稽查，舒缓商人的压力。在这样的境遇下，商人阶层没有实力，也不可能挑战官僚阶层的地位。

　　⑦［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1924～1937）》，蔡静仪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