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机遇：从等待分配到自主创业

　　2003年，全国暴发疫情，市中小学全面停课。6月7日，全国高考拉开帷幕。这是恢复高考以来，首次远离酷暑在6月举办的全国统一高考。仍未解除疫情的，8万名参加高考的学生走进了考场。

　　当天，所有参与高考的人员都必须持健康证参加高考，监考老师、、高考巡视员和新闻记者也都要像考生一样递交14天的体温检测记录，经过体温测试后方可走进考点。

　　这场非常时期的高考，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顺利完成。17天后，WHO将中国从疫区中除名，各高校和中小学的教学工作恢复正常，约70%的高考考生如愿步入大学校园。相旭阳

　　“最难就业季”，似乎每年都在上演。恢复高考40年来，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逐年攀升。据统计，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795万，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女儿不愁嫁”，到90年代人山人海的双选会，再到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中关村创业大街，这样的改变恰恰来自于高考所带来的人才累积。

　　1977年深秋，正读初三的他从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顿觉眼前一亮。朱良明白，如果考上大学，不仅是实现“鲤鱼跳龙门”，更意味着国家包分配。

　　1980年8月初，朱良如愿收到录取通知书，成为化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29名本科新生中的一员，“我们那届10个正式班，总共300人左右，年龄跨度起码有10岁。”

　　毕业后，朱良被分配到化工研究院，“也不知道具体是依据什么分的，成绩只是一方面，还要参考家乡等因素，很复杂。单位级别跟学校好坏并不完全相关，因为是计划经济，有行业所属，一些学校听起来没那么好，但跟部委对口，有不少指标。曹刚川出事了但不管去哪儿，都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

　　对于这样的结果，朱良没有像高考时那么激动，“只要是大学毕业生，基本工资都一样，也不懂有什么福利待遇上的差别，对工作好坏完全没概念，觉得无非就是个按部就班、顺其自然的过程。”

　　入职第一个月，朱良拿到实习期的46元基本工资，加上物价补贴、洗理费以及化工行业的保健费等，实际到手70元，“那个年代，大学生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一毕业就是干部，收入也比很多工人要高。”

　　仅仅过了一年，朱良便赶上工资制度，“基本工资一下子涨到70元，单位也开始搞承包制，差距逐渐拉开。”

　　33年来，朱良始终没有换过单位，从技术员一干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可以说，高考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道。如果当初没考上大学，后来几十年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朱的字典里，一开始就没有“等待分配”这样的字眼。1995年秋天，当他南下踏入上海交通大学校门时，已经做好了四年后自己找工作的打算。

　　入校以后，朱努力规划着自己的大学生活，而政策也在悄然生变。1996年1月，《国家不包分配大专以上毕业生择业暂行办法》颁布实施，“自主择业”正式步入人们的视野。

　　每年寒暑假，朱都会积极尝试各种兼职，“我是学金融的，去过银行和券商实习，也在学校网络中心、旅行社、翻译公司做过，主要是想多一些尝试。”

　　像周围很多人一样，朱也曾抱着一大摞打印好的纸质简历去参加大型双选会，“很多企业摆摊儿，人山人海的，总觉得至少去刷个经历，结果跟逛庙会似的，只算凑个热闹，效率很低。”

　　在朱看来，大学毕业时，不少人还很难明确回答两个问题——自己喜欢干什么和擅长干什么，结果便只能随大流，“在当时，国考还没火起来，相比之下，麦肯锡、、汇丰银行等外企更加热门。学院虽然也还有个别体制内单位的推荐指标，但起薪吸引力有限，更多人还是愿意到市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

　　求职过程中，不想当“螺丝钉”的朱有意避开了相对安稳的商业银行，最终，朱从四个录用通知中选择了网易的企业发展部。

　　而这段求职经历算得上“时髦”，“我在求职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在线投递了简历。早期的本土互联网公司招聘流程很像外企，除了常规的笔试、面试外，还有竞争性鲜明的群面。”

　　如今，在创业投资领域打拼多年的朱庆幸当年没有“被分配”，“否则我恐怕很难从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

　　2006年，作为西安交通大学飞行器总体设计专业的大一新生，罗先琪已经开始兼职“挣外快”，“第一次是卖英语，不过只干了一周，小赚几百块钱。”

　　打那以后，罗先琪一发不可，“手机卡业务、卖旧书、给大学生提供日常用品，还有各种代理，能想到的几乎都做过。”看似不起眼的活计让罗先琪收入颇丰，“四年下来，我们四个人总共挣了五百多万，我分得近百万。”

　　揣着这笔“巨款”，罗先琪于2010年进京读研。在他被保送的航空航天大学，罗先琪继续自己的“老本行”，“除了卖旧书，还办过旅游年卡，倒腾各类的信息，可惜都没成功。”两年半后，再次临近毕业的罗先琪腰包里只剩下六七十万。

　　按照“工作三年再创业”的计划，罗先琪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了自己的求职，“总共拿了五六个录用通知，主要都是去航空航天系统内的研究所做工程师。”第一个月，罗先琪实际到手的工资只有2800元，这让他不免有些失望，“涨幅也不大，到2014年底，还停留在刚满4000元的水平。”

　　于是，罗先琪选择辞职，跳槽到一家上市公司做互联网产品运营。遗憾的是，这里的经历没想象中那么顺利。三个多月以后，他不得不以裸辞的状态离开，提前启动创业计划。

　　2015年3月，罗先琪只身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在车库咖啡的沙发上睡了整整21天，“期间发生过很多神奇的事，喝咖啡的工夫，我跟一个投资人闲聊起大学里的故事和工作后的经历，对方当即决定给我百万级的投资。”

　　离开车库咖啡，罗先琪又在中关村附近住了一个月的地下室，“一个床位每天68元，就是个大通间，里面起码有二十多个人。”之后，罗先琪不惜以每月5000元的租金入住苏州街的YOU+创业社区，“看中的是那边有更多人脉资源。”

　　尽管研发产品“谋者App”已在2016年6月正式上线，但两年时间里，罗先琪经历了太多起起伏伏，“5次团队重组，4次资金链断裂，自己没进腰包一分钱。”眼下，罗先琪坦言创业仍处在低谷期，但谈到未来，他坚定地表示，“肯定要继续做下去，从没想过要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