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健康研究的三大新议题

　　杜波斯认为，“健康意味着不断适应变动不止的生物和社会”。妇女的健康议题，除了两性均会面临的污染、心理健康、疾病防治和医疗相关问题，更面临妇女特有或更常有的健康议题，如生育/生殖健康、家庭、照顾者角色负担、整容整形导致的健康问题等。由此，妇女健康的社会学研究亦意味着需要不断适应变动不止的生物、社会和研究，面对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不断拓展新的议题、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新的思考。

　　在我们的调研中，当被问及“你是否经常感到健康及安好？”时，众多妇女回答“是的”；当被问及“你因什么小病而困扰？”时，同一批妇女洋洋洒洒列出一长串问题，包括头痛、风湿病、贫血等。健康与疾病是生命存在的两极状态，人们在一生中有许多时候是处于两者之间，即亚健康状态。在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下，女性不仅要承担社会角色，还要在家庭中撑起一片天，而这正是现代医学研究的空白——单纯的药物治疗无决女性身体上的社会压力。正如克兰曼而言，病痛就像一块吸收了特定含义的海绵，这些含义把我们的每一种个人生活形态和人际情境区分开。焦虑、头疼对于全职母亲来说，可能意味着照顾幼儿、忙于工作的无奈情境；尖叫和梦魇对于女工来说，可能显示了人类痛苦的限度以及获得和叛离的可能性。身体的过程是身心失调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文化问题。的经验也与个人知觉和社会影响分不开。

　　尽管男子平均死亡年龄低于妇女，但是妇女似乎比男子遭受了更多的健康问题。正如“疾病之冰山”的论断，看得见的“冰山之一角”是男性所患之各种致命性的重症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肝硬化等），“水下巨大的冰山体”则是女性所患的大量非致命性的慢性病和急性病（如偏头痛、抑郁等）。男子比较容易因感染疾病或遭受创伤而死亡，然而妇女则是“带着病痛活着”——由病到痛，触及身心的痛苦，女性的痛苦感受并没有被封闭在私人空间，通过对妇女所寄居的生活世界的追溯，研究者还可以发现痛苦与疾病的社会根源。由此，对于疼痛、病痛、慢性病和亚健康等的疾病研究，以及造成疼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是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人们、生育观念、生活方式等发生改变，很多家庭由于学业、事业、个人追求等因素推迟生育年龄，高龄产妇数量和不孕不育人群数量逐渐增多。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估，每7对夫妇中约有1对夫妇存在生殖障碍。在中国，国家卫计委2017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近3%攀升到近年的15%左右，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其中有1000多万的患者必须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帮助怀孕。同时，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辅助生殖技术将被广泛应用。

　　辅助生殖技术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发明。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易丝·布朗在英国诞生；1988年，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诞生；目前，据国际辅助生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全世界试管婴儿的数量“呈指数式递增”。一方面，辅助生殖技术正在逐步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将生育与婚姻分离，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模式和亲子关系，因其涉及医学、社会、家庭、经济、伦理等多方面因素，辅助生殖技术又争议。女性主义者也将注意力转向所谓的“新型”生殖技术上——不孕不育的医疗化。他们指出，一方面，的确有一些妇女拥有想生孩子的强烈愿望，而采用新技术进行辅助可以帮助她们达成愿望；但另一方面，技术的安全性、技术对妇女健康的影响以及她们进行知情决策的能力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妇女来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有关这些技术的知情权，以便她们更好地进行知情决策。

　　目前，关于生殖技术与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卫生、伦理学、等领域，而技术带给妇女儿童的健康后果，如远期健康风险增加、多胎妊娠对母婴的危害等，技术运用背后的各种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如生育自主权、妇女的健康主体性、妇女的知情权等，以及放弃治疗技术后的妇女未来生活、心理健康、生活质量、婚姻关系等将是未来妇女健康领域的社会学关切所在。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医疗服务也具有了消费品的一般特点，频频爆发的医疗纠纷事件以及虚假医疗广告所带来的就证明了医疗消费主义的存在和后果。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大众所传递的健康信息也对妇女健康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妇女尤其是孕产期妇女被“科学育儿”、医疗美容、整形塑身等信息所影响和包围。在“密集性母职”之外，流行论述亦建构一种“密集性的母体照顾”，如瘦身、美容、产后塑身等，导致妇女的每一个层面都被关注、，而这种以关怀之名，行钳制之实的手段，将母亲在客体的论述，动弹不得。

　　简而言之，日常生活中的医疗科技、婴幼儿消费品、整容手术、美容塑身、化妆品、保健品、生殖科技与母职经验等广告及消费的存在，给妇女健康带来诸多影响和风险。福柯曾指出，身体本身就是作用的场所。在消费主义下，女性的身体经验绝对不只是一种个人的生活经验而已，而是各种与资本合谋、信息不对称、身体规训、刻板印象和行为以及“性别”的。因此，建构科学合理的监管机制、监督和激励医生工作、规约引导大众传媒、被的医疗消费者、提升妇女健康素养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上述新议题，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健康社会学研究的指标测量和定量研究方法，以更准确、科学地测量健康状况及健康不平等。如有研究运用虚拟情景锚定法来完善健康的指标测量，这一方法不仅收集自评结果，还加入虚拟情景题，以便更科学地进行自评健康的对比。近年来，学者们的注意力也开始转向生命历程中产生内在不平等的系统过程。他们将生命历程理论与累积优势/劣势理论相结合，强调早年的不幸经历和事件如何使人们面临更高的风险，而有利的经历如何能够创造机会，两者相互作用如何导致不平等的具体过程，以及随着年龄的推移对个体不同的发展轨迹的影响。其次，应不断增强质性研究和疾病叙事研究， “重返日常生活”的方，将女性主义视角与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来管窥妇女健康。如，以阿瑟·克兰曼为代表的医疗人类学家创造性地以疾病叙述作为研究的重要视角与方法，对病患进行民族志研究，重构病人的疾病叙事，发现疾病对个人生活世界的影响，将病人的体验置于其个人生活史中理解，为女性病痛的身体话语研究创造了条件。通过聆听疾病叙事追溯妇女所的生活世界，不仅可以从病痛者视角诊释疾病的意义，还突出了病痛者的主体性，并自然地将社会文化内涵的隐喻完整地表达出来。最后，应加强妇女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研究，推进健康信息平台的医疗健康大数据共享、深度挖掘、学术研究和广泛应用，以有助于我们清楚地了解什么人患病，患何种疾病，未来趋势如何等。由于抽样问卷调查的局限性，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收集和分析性别健康数据的能力对于在生命全程改善健康的研究至关重要——从出生之前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专注于孕期、儿童早期、青春期、老年期等关键时期和关键事件，推进健康医疗的大数据运用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研究”（15CSH034）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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