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特殊职业保健妇联应成长为枢纽型社会组织

　　编者按

　　2013年9月16日—18日，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性别平等”研讨会在沪举行。会议收到全国各省市区提交的论文440余篇，有160多篇入选。在两天半的研讨时间里，各地专家学者、妇女工作者针对会议主题，从、经济、社会建设等不同视角，对性别平等含义、现状进行了理论、实践不同纬度的分析，提出，内容扎实，引人思考。

　　上海市妇联 焦扬

　　党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构建社会管理体系作出了完整的战略性设计，其中，加快形成“党委负责、主导、社会协同、参与、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表明了多方主体在管理格局中的不同方位、作用和基本原则，突出显示了社会组织是社会协同的重要主体之一。

　　作为党联系妇女群众的人民团体，妇联在社会转型中发挥凝聚女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的主体作用，成为引导妇女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

　　现代学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企业、社会组织三种力量基本均衡的社会，这种均衡共同构成了稳定社会的“铁三角”。从中国社会看，经过30多年的，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企业相对较强，而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充分注意到这些问题，正在采取一系列措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对于妇联组织来说，应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克服资源不足、本领恐慌现状，携手女性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上海市妇联以创新，坚定地选择去行政化、补社会化，在培育凝聚女性社会组织的进程中逐渐成长为枢纽型组织。

　　至2012年底，上海女性总数1190万，其中来沪女性38%，处于传统体制外的女性约占70%，再加280万儿童，依靠全市6000多名专职和兼职妇女干部做妇女工作远远不够，倒逼着妇联创新组织形态。

　　上海有800多万户家庭。女性与家庭息息相关、家庭与社区息息相关，由于妇联在社区有深厚的工作基础，经妇联渠道传递上来的女性需求信息成千上万，最为集中的是与女性自身发展相关的教育、就业创业需求，与女性身心健康相关的减压、心理疏导需求，与女性事业与家庭平衡相关的0-3岁早教、中小学生晚托和暑托、病人和老人照料需求。呼应和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协调大量的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倒逼着妇联创新工作方式。

　　在上海，由民政登记的社会组织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为4.6个，远低于发达国家一般50个以上，发展中国家一般10个以上。上海市妇联培育凝聚了508家女性社会组织，其中，市级注册登记的22家，区县培育的486家（注册登记的78家），显示出还有大量的社会组织游离于妇联的视线之外，妇联培育凝聚女性社会组织的空间非常之大。这也倒逼着妇联加快成长为枢纽型组织。

　　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一般界定是同性质、同类别社会组织的联合体。综合上海实际，上海市妇联提出了成长为枢纽型组织的顶层设计：价值引领，在全社会积极男女平等、儿童优先的价值，通过全市5991个基层妇女组织和近20万名妇女代表，培育凝聚具有同样价值观念的女性社会组织，增强枢纽组织内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实现共同成长的梦想。输送资源，充分利用妇联兼任妇儿工委副主任的优势，协调妇儿工委在各重大领域推进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直接运用资源协调解决妇女儿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贯通资源向女性社会组织倾斜的渠道，形成妇联和女性社会组织服务妇女的强大合力。健全组织纽带，探索发挥妇联主管的“上海市女性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作用，在为女性社会组织提供登记、年检、人事、财务服务的同时，注重信息交流、能力培训、项目招投标等机制建设，促进女性社会组织承接项目、实施妇联项目、参与社会项目。提供信誉背书，运用妇联几十年来服务妇女的良好社会信誉，为女性社会组织承接实施服务项目提供相应的信誉支撑，引导女性社会组织获得社会认可，实现更快更好的成长。

　　在社会建设中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是国际的有效做法，但妇联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走出一条枢纽型组织新，是中国社会的创新之举，契合了中国特色安排和社会需求，前景广阔，任务艰巨，迫切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探索。

　　的价值序列中包含着社会性别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余玉花

　　中国现代化事业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妇女的发展，在中国现代、经济、科研等各条战线上，都活跃着女性的身影。但就业性别歧视、女性发展与婚姻家庭冲突、年轻女性不敢恋爱结婚、不敢生子的情况时有所闻。女性在现代化之上所遇到的发展之困，实质就是女性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性别不公。

　　性别是社会衡量不同性别获得社会待遇的合理程度的价值指称，是男女性别关系比较结果的社会性判断。社会待遇包括社会地位、社会人格、利益与等等。从理论上说，性别不具有特别的指向，但从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实际来看，性别主要还是基于女性的社会待遇差于男性并呈现出不合理而提出的。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在的价值序列中必然应当包含着社会性别。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党和就非常重视中国妇女权益，致力于推动社会性别。在法制的保障下，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性别的程度也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当今中国社会，性别的核心问题是女性发展的问题，即在现代化过程中男女能否平等共同发展的问题。

　　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女性的发展权主要体现在社会领域和家庭领域。在这两个领域里，现代妇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了阻力。在社会领域，女性在就业、升职等方面难度大大高于男性，这种情况在高学历女性中尤为突出，女大学生就业难已是一个的社会难题。在家庭领域，女性在缔结婚姻、组织家庭方面也遇到比男性困难得多的个人发展难题。有的女性特别是高薪白领，虽然结婚了，但害怕失去已有的职业岗位而不敢怀孕生子。

　　转变性别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传统男女不平等的性别观有其文化根基，因此转变性别观念也要从文化上入手，要对大众观念影响广泛的影视报刊等大众进行性别引导，、贬抑女性的作品和节目，更多地展现健康阳光、积极进取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也要教育女性自强自立，自身的。同时，需要社会规划与政策上的支持，进一步推进家务社会化，让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能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政策本身不能含有女性不如男性的信息，使善意的政策产生不良的后果，性别的原则。

　　其次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有其自身利益，但客观上损害了女性的发展权益，这是经济与性别的矛盾冲突。笔者以为，妇女生育成本完全由用人单位来承担确实不是一个良全之策。妇女生育成本属于社会成本，应该是一项公共性开支，寄希望于通过的公共政策来解决这一冲突，搬掉女性事业发展的性别障碍和生育难题，实现社会性别，促进女性全面发展。

　　多元化文化视角下的职业女性发展

　　索迪斯中国区医疗养老事业部执行总监 韩青

　　伴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女性追求自身价值有了新内涵。当今，女性在企业高管中初见规模，为职业女性发展创造了机遇。同时，许多国际大公司为提高其业绩表现和盈利能力，力推多元化文化来促进企业管理层的性别平衡。

　　女性高管的比重不仅是跨国企业在社会公共形象方面的一个重要指数，更是从制造业经济转型至服务业经济的一种商业需求。市场瞬息万变，要求企业有能力持续提供创新的产品或服务，而没有多元文化带动的创意，企业很难商业运作的持续性发展；同时，公司员工结构越多元，（这种多元包括性别平衡的多元，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才的多元），越能适应来自市场的多元挑战。

　　跨国企业的多元文化，特别是针对性别平衡的企业文化就是为适应市场需求和优化企业组织内部管理的一种举措。很多研究机构（包括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近几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通常那些高管层面（包括董事会）女性比例高的公司，比那些女性比例低的公司业绩要好而且表现更稳健。

　　事实表明，那些有战略远见的CEO们往往都会就女性在其高级管理层的比例设定一个目标，努力在内部建立一个以帮助女性成长的健全渠道。拿我现在所服务的公司为例，自1998年以来，索迪斯连续十多年被财富列为世界五百强；同时，在企业多元化领域更是全球范围的者和领先者，多年来获得无数荣誉。索迪斯集团界80个国家雇佣了42万名员工，我们每天为7500万消费者提供服务，其中一半都是女性。而且数据表明，女性拥有75%的采购权。如果我们公司不能了解这部分人群，我们就无法成为最优秀的公司。

　　中国经济的迅速扩张为知识女性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另外，近十年中国女性在高等教育方面，也有从技术和专业类转向经济管理类的趋势。在2005年，中国的女性MBA数量仅占18%，到2013年攀升至35%左右，这一数字与发达国家MBA学校不相上下。这种教育背景也帮助了她们在职场上的发展。索迪斯在中国拥有1万6千名员工，近3年来，高级管理层女性比例从2011年的35%上升到2013年的41%，中级管理层女性比例从2011年的45%上升到2013年的52%，这一持续的上升伴随着索迪斯在中国业务近几年一直以20%的速度递增。

　　对失独家庭实施社会支持计划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权益部

　　城市中的失独家庭问题日益突显。失独家庭之痛不仅来在于失去子女的心理创伤，还面临着生活困境、疾病、养老等诸多问题。失独群体生活需求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既需要心理支持，也包括经济、生活支持，并且不同年龄阶段的失独父母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建立完善对失独家庭全方位的社会支持计划，需要政策的支持，也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

　　截至2012年，上海市失独家庭总量大约为4万户，远高于相关计生委部门所统计的7000户特别扶助家庭。实际的失独家庭规模可能比我们的估算结果还略高一些。针对这一日益庞大的失独家庭群体，需要尽快开展相关的社会政策设计，给予他们必要的关怀和帮助，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地运行。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对于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失独群体的产生是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伴生现象，因此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成本中应当包含对失独家庭扶助的经济成本。对计划生育家庭所遇到的特殊风险进行补偿和，是对他们社会贡献的必要补偿。

　　失独家庭的需求主要包括慰藉的心理需求、健康保健关怀的需求、经济扶助的需求、家庭婚姻稳定的需求、养老和生活照料的需求等。

　　失独家庭社会支持计划是结合失独家庭的各种具体需求，负责任地应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利用公共财政力量和广泛的社会支持，利用有关社会政策支持和广泛的社会专业机构介入、志愿者行动和社会工作参与，满足失独家庭的具体需求，解决其生活困难，从而增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

　　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计划，需要政策的支持，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并通过一些枢纽型的机构将和社会力量协调起来，构筑完整的应对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的整体福利框架和机制。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养老部门等，应制定政策，对失独家庭生活保障提供支持，增加失独家庭特殊扶助津贴，对于养老来说，对失独家庭应按照孤老政策为其提供养老服务。在社区建立多方参与的落实特扶家庭扶助机制，培育和推动帮扶失独家庭的社会组织建设。有关部门应该多关心失独互助组织，并提供必要扶持和帮助，形成社会支持力量。加强专业化社会工作队伍的作用，提供社工专业陪伴慰问服务，提供情感支持、生活照料服务。

　　妇联是党和联系广大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为失独家庭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服务，妇联组织有着重要的作用。妇联可以发挥自身优势，提出对策，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推动失独家庭的相关法规政策的实施。还可紧贴失独者的需求，积极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为其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新闻中的性别差异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沈奕斐

　　“”在现代的流行语中，被用作于传言、绯闻等小道消息的代称，，顾名思义就是报道上述主题事件的。许多学生认为，是纯粹看着一乐的东西，没必要当真，也有的学生指出，还是有真实的部分的。部分女同学承认，对其生活有影响，比如，对女性身材的挑剔让她们对自己身材一直保持。

　　通过不同性别之间的比较，我们发现，新闻有张女性的脸。从数量上来看，女性更多出现在新闻中。如果我们分析封面的话，也会看到封面上的形象以女性居多，即使是提到的事件既涉及到女明星也涉及到男明星的时候，依然是以女性作为突出的封面。比较多的率并不能说明女性在新闻中处于歧视的地位，但是，通过内容的正负面情况，以及内容和标题的吻合程度来看差异，就能明白是否形成了歧视。在一份调查中，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有关女性的报道中负面的报道接近一半，达到48.45%，而男性只有40.82%；有关女性的正面报道只有16.82%。而男性正面的报道是20.22%，女性的报道更倾向于负面。

　　发现女性在新闻中被歧视并不意外。此外，在中，性一直是个重要的卖点。与性有关的身体裸露、、性接触、性行为一定是女性被报道得更多。从统计结果来看，那些身体裸露等性暗示，的的确确是女性要高于男性很多，尤其是身体裸露这一指标体系中，女性几乎是男性的四倍。但是如果涉及到具体的性行为，男性的比例超过女性，是女性的五倍多。外表方面，对男性的关注度比较低，大部分都是对女性外表的关注，超过70%。

　　都市文化研究中的性别视角

　　上海师大人文与学院教授 朱易安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都市文化、城市产业以及都市生活的形成中，女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长三角地区，上海尤为突出。上海都市圈里形成的性别文化特征，已经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地影响着上海城市的性格和品格。作为引领都市生活品质和时尚产业发展的潜在文化原动力，性别文化所辐射的社会领域及发展前景，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都市文化中的性别因素，应当在都市文化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不仅涉及到都市文化中两性和谐关系的建立，同时也涉及到城市性格和品格的形成。在都市文化的研究中，引入性别视角，关注性别因素，可以更合理地诠释都市性别文化的建构。以上海为例，则可以见出上海近代以来女性群体对都市文化的特殊意义。

　　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培育了职业女性，她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不断增加，从而重构了社会的文化性别，凸显出上海性别文化的特征。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职业女性的城市，也是从业妇女人数最多的城市，女性改变了数千年来无法走出家庭的命运，以一个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者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女性的职业化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对性别文化的建构，带来本质的变化。只有女性中职业化群体的出现，使得女性社会参与程度发生了质的变化，才有探讨女性文化构成都市文化的基础。

　　女性文化层面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比较清晰，有学者认为，女性文化的研究应该包括社会参与、家庭角色和创造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女性对社会参与程度的变化，必将影响到她的家庭角色和创造，而后两者也会反过来影响她对社会的参与；女性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最终会成为性别文化乃至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论及都市女性文化，我们常常更关注精英文化，容易忽略大众文化；更关注女性知识群体的崛起，容易忽略普通女性群体。如果从社会分工到社会性别角色形成的传统来观察，就会发现，都市文化中的女性文化形成，不仅仅局限于女作家、女性书写和女子教育，这不是女性文化的构成全部，应该同时关注女性群体如何在家庭之外的空间里获得与男性相似的机会和新型生活方式；更要关注都市发展过程中，大众文化和生活文化构成的比重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于女性来说，城市的大众文化和生活文化也是女性文化发展的新空间。

　　女大学生是重要劳动资源

　　福建江夏学院教授 叶文振 厦门大学女性社会学博士生 陈婷婷

　　女大学生择业质量明显低于男大学生，这一方面来自于就业市场对她们进入高质量就业岗位的传统性别文化与制度的障碍，以及传统性别文化内化后对择业的约束，另一方面还由于她们为了克服就业困难而放低对工作质量的要求。

　　我们的研究再次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有效地解决好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提升她们的择业质量，必须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穿到大学生就业这个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中。因此，对所有领导和参与这个民生工程的和高校工作人员、甚至大学毕业生本人及其父母进行社会性别意识教育，重新认识女大学生这个重要劳动资源的社会、经济甚至文化的意义，转变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观念，显得十分重要。

　　应为女大学生提供同等就业机会

　　山东建筑大学商学院冯宇 于白雨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十余年来，高校大规模扩招使得大学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从2000年至201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07万人增长到660万人，2012年我国有68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走出大学校园，比2011年净增约20万人。随着毕业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就业矛盾日益突出，而女大学生就业难题则变得格外突出。劳动力市场没有向女大学毕业生提供与男大学毕业生同等的就业机会，大学毕业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成为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具体分析女大学生就业弱势的种种表现，并深入探究造成女大学生就业弱势的主客观原因，对于引导女大学生走出就业困境，缓解女大学生就业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兴行业及公共管理部门女性增多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杨慧

　　2012年我国六成以上的在业女性集中在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农林牧渔水利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与10年前相比，部分行业性别均等与性别隔离并存，进入教育、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等现代新兴行业及公共管理部门的女性不断增多，建筑业、采矿业等部分传统男性聚集行业呈现出“去女性化”趋势，垄断程度较高的十大行业女性所占比例下降。行业性别隔离程度总体有所提高，加大了女性在性别隔离程度较高行业的就业难度，阻碍了女性在行业间的流动，不利于男女协调发展。

　　缩小两性收入差距有赖女性教育水平提升

　　管理与经济学部 张再生 徐爱好

　　缩小两性收入差异对两性关系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女性职业层次得到提高，女性行业选择得到改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两性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女性教育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缩小两性收入差距；女性专业技术岗位收入显著高于其他职业，同时在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工作的女性工资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基于以上结论，层面上，应加强对女童和女性的教育投资；规范劳动力市场法律法规建设，消除招聘和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和行业选择权；同时，、企业和社会合作加强女性职业教育，积极促进女性职业发展。

　　制定反家庭法

　　浙江省青田县 詹玲莲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无论社会处于何种动荡和中，人们都愿意相信家庭是最安全的港湾，而家庭则是家庭和社会的不和谐音符。随着家庭问题的严重性和特殊性越来越被全社会所了解，越来越多的学者制定反家庭法。司法实践表明，防治家庭并不只是为了惩罚者，更重要的是为者特别是女性提供全方位的。制定反家庭法，必将有效地预防和遏制家庭，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崇尚文明、健康、和睦的家庭美德，正确对待和处理婚姻家庭关系，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减少家庭冷应培养正面沟通习惯

　　山东大学 李娟 朱桂英

　　家庭冷大多数出现在知识家庭，因此知识女性家庭冷的比率较高。深入分析知识女性家庭冷的心理原因会发现：知识女性家庭负性情绪的表达方式是压抑后的表达；知识女性家庭的防御方式是冷漠；知识女性事业的成功会给不自信的男性带来压力。这些原因会导致家庭冷。

　　知识女性应学会认清男性真实心理活动，培养正面沟通习惯，努力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消灭依赖性，学会经营自己，增强自身吸引力，减少家庭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