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症的济南现实！女性特殊职业保健

　　焦虑正在成为社会病。英国医学《柳叶刀》的调查显示，目前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患障碍疾病，估计全国有5000万以上的焦虑症患者。焦虑如何产生?中国人为何焦虑?近日，记者专门采访了卫生中心冯永平教授。

　　从空巢老人到留守儿童：“焦虑症占到了50%的比例”

　　2014年，济南人李晓红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个母亲，她不明白同是将孩子寄养在农村爷爷奶奶家，为什么自己的儿子这么的不听话。她试过讲道理，试过送学校，还试图将这个在爷爷奶奶身上他们没有带好孩子，但儿子依旧跟她，因此着急、，罹患抑郁症。

　　但她始终没想过的是，这名不过五岁的孩子，所表现出的，其实并非性格因素，而是焦虑症。

　　这是冯永平教授讲给记者的第一个例子。

　　在卫生中心的老年病房中，住着这么一位患有焦虑症的老人。他的腿部有病变，但当医生要求其去专科医院进行检查时，他的儿女却把老人扔在这儿不见踪影。

　　这位病人不肯离开这个病房，并且病情加重。他并非不知道治病要对症下药，而是一方面对儿女不孝产生性焦虑，他害怕出了院孩子不再管自己了;另一方面，则是对自身性焦虑他对自身的病情产生担忧甚至恐惧。

　　而对他的主治医生冯永平来说，焦虑担心几乎伴随着他整个职业生涯。“我行医三十年，我们这个行业工资有一项费用叫做保健费，科医生是最高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月工资五六十元，光保健费就十二元，但我们叫它惊吓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面对的将是什么情况。”

　　焦虑症与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过劳死、亚健康、等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遥不可及。

　　焦虑症又称焦虑性神经症，是以广泛性焦虑症(慢性焦虑症)和发作性惊恐状态(急性焦虑症)为主要临床表现，常伴有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口干、尿频、尿急、出汗、震颤和运动性不安等症，其焦虑并非由实际所引起，或其紧张惊恐程度与现实情况很不相称。

　　冯永平教授解释， 它一方面与遗传有关，血亲关系发病率在15%，而普通人的发病率则在2%。而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与、性格有关要求过分严格，脆弱，或者说，对自身认知的失衡，会产生焦虑。

　　冯永平用山东卫生的门诊量做了个纵向对比，来说明焦虑症的群体性。“二十年前，门诊的大部分患者都是重性病，焦虑症很少。但现在，焦虑症占到了50%的比例。”

　　这纵然与二十年前人们的“讳疾忌医”有关，但不可否认也有“饱暖思淫欲”的魅力物质的极大丰富之下，人们对快乐要求不断增加。

　　被成：丈母娘也在推动焦虑症的普及化

　　在病理上，冯永平这样描述焦虑症患者：“面色难看，注意力不集中，沉不住气，谈话时分心，从来都坐不住，睡不着觉。”但在现实生活中，你经常可看见这样的脸。

　　全球很多地区调查发现，每四人当中就有一人会在一生某阶段患上某类型的焦虑症，而女性焦虑症比例是男性的两倍多。

　　专家认为，女性由于其特殊的生理结构，内分泌容易受到干扰、天生、意识强、缺乏自信这四大特性，成为比男性更容易“焦虑”的人群。

　　纽约治疗美国人协会会长、心理学家罗伯特在其所著《焦虑治愈》一书中指出，女性的焦虑甚至可以追溯到儿童期。

　　2010年，济南一初中生跳楼，原因是认为“自己虽然很努力，但是考上实验还有很度，这样一来，自己感觉很对不住父母的期望”。2013年，济南一女孩在微博直播，原因是身为会计的她，“和税务打交道提心吊胆”。

　　甚至连丈母娘也在推动焦虑症的普及化她们试图为自己的女儿在如此焦虑的社会寻找稳定，于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外企、民企成了一条鲜明的线，别墅、复式、大平层、小两居还是没房，又是另一条线，衡量着女婿的身价。

　　学者郁方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与他们的消费文化》一文中认定，奢侈消费与炫耀性消费的主义文化已经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蔓延。 “成王败寇”、“建功立业”等文化观念长期占据人们意识形态，但从未像今天一样达到顶峰。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则越来越“嫌贫爱富”。有人卖肾买iPhone4，有人将帝豪改成奥迪当婚车，同学会成了攀比宴，《蜗居》里的小三受追捧。

　　“我们正活在一个是好的时代”成为一句口号，限量版劳力士带上手腕，轩尼诗如开水般消耗，LV手袋总是吊在手上，奢侈之风蔓延在富裕的他们之间。只是不知不觉中，这种时尚的攀比，渐渐了中产者原本的面目。为了比别人有更加光鲜的脸面，他们对物质产生了更迫切的渴求，花掉了更多的心思，也因此换来了更大的焦虑。

　　时代的伏笔：经济越繁荣，国人的焦虑情绪为何越重?

　　外国人多伊尔麦克马纳斯在美国《时报》写文章对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感到非常惊讶。在他这个外人看来，中国近些年于经济方面取得了令瞩目的非凡成就。按理说，应该越来越满意才对。但现状是，经济越繁荣，国人的焦虑情绪反而越重。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埋下伏笔，只是当时被发展经济和增加物质财富的理想暂时。当摆脱贫困的焦虑，全民都盯着物质生活看的焦虑便开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王晓明教授如此解释原因。

　　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P的30%，这一数字不经意间已经和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之处在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仍是世界上福利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后，连带医疗、养老等大部分社会保障均成为国民的压力来源。

　　物价之所以贵，在于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链条的利益环环相扣，生活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在于社会保障无力，付出大于所得，造就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现状。

　　就像有一年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钱=幸福，当人们都在追求同样的价值，人生价值相当普遍地存在一元化、同质化时，能不焦虑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显然在这里有些意味。

　　由此再看，南京彭宇案让上的老人成了定时;上海“钓鱼案”让执法者失去权威;市“装病孕妇骗女孩回家供丈夫性侵”了人性的底限;山东招远麦当劳血案彻底让人失去了安全感。

　　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负面报道中时，这个社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吵嚷人人都不肯退一步，人人都不肯吃亏，人人有都要喊出来，以至于广场舞大妈名扬国际实际上，它与老年大学、老年公寓一样，不过是转移焦虑的一种方式罢了。

　　这时候再说有人用林语堂的话中国人，“如果说中国人的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的冷漠。”但现实是，那不过是一种不适当的焦虑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