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模型：以妇女健康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

　　Jane Menken，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行为科学学院和社会学系教授。1939年出生于美国，1960年毕业于大学，1975年获得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人口研究办公室（OPR）担任研究职位和助理董事。曾担任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CU）行为科学研究所（IBS）主任、研究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生育率数学模型的开发及应用，人口健康干预措施的评估，计划和政策的参与制定以及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能力建设。

　　现实背景：在经济发展、医疗条件改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第一次人口转变完成，人口增长模式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伴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死亡率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基本保持在稳定水平，生育率成为决定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降低生育率才是减少人口增长的关键，但在人口转变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远远滞后于死亡率下降速度，即二者之间存在“时滞”现象。“时滞”现象的存在，使得社会政策朝着与低死亡率相一致的低生育观念的调整需要时间，导致早期人口政策基本未能意识到降低出生率才是减少人口增长的关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战后的婴儿潮，发展中国家的相继，促使人口迅猛增长，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公共政策的强烈关注。

　　理论背景：关于减少人口增长的政策争论可以追溯到Malthus，他在《人口原理》中指出人口的增殖力是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的，如果不加以，人口将以几何比率増加，生活资料将以算数比率増加，最终人口的增长速度必然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导致贫困和[1]。后来的适度人口论、人口爆炸论、人口零增长理论，都使得日益被视为人口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生育率成为政策重点。二十世纪中期人口学理论开始关注人口与家庭、夫妇和妇女健康的关系。首先，Becker在《家庭论》中提出了家庭数量-质量权衡理论，认为经济文化越发展，哺育孩子的成本越高，孩子的数量越少。其次，生育计划中关于激励和的讨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生育计划对妇女的进行。美国女性控制生育运动领导者Margaret Sanger从女权角度出发，反对女性因不断地怀孕、流产和生育而损害健康，提倡使用避孕措施，关注女性健康和节育生育。最后，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坚定地把人口问题放在发展范围内进行讨论，确定了妇女及其地位是维持全球发展努力的中心，并赞同了生殖保障和性健康的概念。生殖保健的定义是指获得广泛的调节生育方法，而生殖源自其他国际的，包括个人和夫妇和负责任地决定其子女数目和生育间隔的。

　　20世纪60年代许多领域的研究者都对人口的动态变化过程产生了强烈兴趣。但人口的动态变化过程是复杂多样的，受多种不受控制变量的影响，同时由于伦理原则的，这一过程也无法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测量，至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数学和模拟模型的需要。最终，使得作为研究人口动态变化方式的数学和模拟模型，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伴随着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完成，生育率成为了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人们的生育能力受多种不受控制变量的影响，为了考察人们的生育能力及影响因素，降低意外生育对个人一生的影响，Jane Menken和Mindel基于Henry (1972a,b)[2]和Vincent (1961)[3]的开创性研究，创建了家庭建设结构模型。该模型事先假设在生物学内，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是影响人们生育的主要因素，基本框架是一些已知的重要性事件及其之间的间隔，这些事件包括生殖跨度、怀孕间隔和妊娠间隔。生殖跨度是一个时间间隔，指从有生育能力（月经初潮）并开始性关系，到不育和结束性关系持续的时间。怀孕间隔指为了怀孕等待的时间，一般取决于生育能力。妊娠间隔指从怀孕到生产或流产的时间。

　　随着研究的深入，Jane Menken发现通过完全不同的机制，人口最终可能会具有非常相似的生育模式，因此她认为十分有必要将其家庭结构模型应用到对美国、孟加拉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对不同国家关于健康和生育的干预措施进行考察。

　　基于罗马尼亚的实际经验，Jane Menken和Mindel进行了一项建模研究，考察生育控制的作用，结论表明生育率的变化是复杂的，在达到新的稳定之前会产生一系列波动。在罗马尼亚，人工流产是控制生育率的主要手段，由于低生育率的影响，当地突然宣布终止堕胎以促进人口增长，其出生率虽然在半年内出现了激增，但随后开始下降。此外，Jane Menken和Mindel发现不同女性的生育力存在选择效应，因此不能认为所有女性每月的受孕率会随时间下降，随后，Heckman、Walker (1990)通过将女性的异质性与普遍下降的生育力区分开[4]，解决了这一问题。基于家庭建设结构模型的基本框架，Jane Menken和Mindel使用马尔可夫更新过程理论与仿真模型开发了概率论模型，得出了几点对理解当今家庭建设和计划生育政策仍十分有帮助的结论，这些结论包括：相当少比例的女性使用高效避孕药具后的生育率，要比高得多比例的女性使用的无效避孕药具的生育率降低更多；即使有十分有效的避孕措施，意外怀孕也很常见；单靠堕胎是控制生育力的差劲方法；产后时间过长严重影响生育能力。

　　在美国开展的关于生育率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Jane Menken和James Trussell开创性的将生命表技术运用到了对避孕效果的研究当中，发现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IUDs）是最有效的避孕方法[5][6][7]，并由此参与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咨询委员会关于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包装的讨论，认为包装上应当展示正常的使用效果信息，而不是一些激进主义者所认为的最佳使用效果信息。Jane Menken和James Trussell同样对与生育率紧密相关的不孕症十分感兴趣，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推迟生育年龄的现代社会，由此对女性推迟生育年龄对不育症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许多研究结论表明，在现代社会晚婚现象十分普遍，生物不育性仅随年龄增长而适度上升，只有在35岁以后生育率才会急剧下降，而且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特定年龄的不育症也可能会得到解决[8][9][10]。因此，Jane Menken认为不需要过度担忧，随着生育年龄的增长可能引发的不孕风险。

　　在对美国生殖健康的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时，Jane Menken、James Trussell和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使用各州堕胎数据，分析了使用联邦资金进行堕胎对妇女获得堕胎能力的影响，结论表明只有20%本会堕胎的妇女因资金而无法堕胎，80%的妇女都自行支付代价进行了堕胎[11]。这意味着使用联邦资金进行堕胎不仅不会降低妇女的堕胎率，反而可能会加剧妇女的贫困状况，危害妇女的生命健康，因为一些贫困妇女不得不缩减自己的开支以支付堕胎费用，甚至少数贫困妇女会选择秘密堕胎。此外，还对美国受政策影响自然形成的可进行准实验设计的科罗拉多州，进行了人口健康干预措施的评估。由于2009年的计划生育（CFPI），科罗拉多州开始为当地Title X诊所提供免费或者大幅降低成本的长效可逆避孕工具，为研究者评估高效获取避孕方法的机会对女性未来长期生活轨迹的影响创造了条件。由社会学家Amanda Stevensen，Jane Menken等和经济学家Katie Genadek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就以科罗拉多州为对照组，通过连接美国其他地区的数据形成数据集，对扩大获取避孕工具的机会对妇女之后的经济稳定和贫困状况的影响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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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ken在孟加拉国的研究引发并代表了她对中低收入国家数据收集和分析事业的关注，并且她一生中大量的工作都围绕着与健康与人口统计监测系统相关的主题。

　　Matlab HDSS（Matlab Health and Demographic Surveillance System matlab健康与人口统计监测系统）于1966年由位于孟加拉国达卡的国际健康研究所启动，原本是霍乱疫苗测试计划的一部分，用于准确测量患病风险人群。自1966年起，通过定期(最多两月一次)访问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每个家庭来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出生、死亡、迁移、婚姻、离婚)[12]，直到 2014年年中，监测人口超过23万。该系统提供研究选择的抽样框架、社区的纵向信息、在研究对象之前收集的数据，以及直到研究对象迁移或死亡的随访记录。

　　Menken进入调查设计和实施的领域，与众多学者一同加入Matlab健康与社会人口统计调查（MHSS）。MHSS以Matlab HDSS作为采样框架，于1996-1997年展开了第一轮调查[13]；在2012年MHSS1所调查的家庭，展开了第二轮调查，目的是询问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干预是否对妇女、儿童及其家庭的长期生活轨迹产生积极影响。团队将调查对象和家庭与自1974年以来收集的HDSS和其他家庭数据(包括MHSS1/2)联系起来，并创建了35年的纵向Matlab历史记录(MHR)。并且，团队利用了Kuhn和Barham开发的利用手机普及的移民定位方法，顺利使每个目标年龄和性别组中超过92%的人对调查做出了回应。

　　2003年Menken发表了刊物文章探讨生育和女性的问题,利用参加DNFS的2441名女性的体重、生育率、年龄等数据构建了7个数学模型，得出结论：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妇女在分娩后数年内的死亡风险都有所上升，而不仅仅是以往认为的孕产妇的围产期死亡率提高。在活产年份及其后的两年，死亡风险升高，这些风险可能部分是由于与怀孕或分娩本身有关的问题，部分是由于在怀孕和分娩期间或因怀孕和分娩而加重的长期疾病。但Menken强调，这些风险与胎次或生育速度无关。该结论反驳了以往认为发展中国家女性因、身体健康状况以及生育频率等因素而有较高的生育有关的健康风险的论点，尤其反驳了“怀孕次数越多，一生中产妇死亡的风险就越大”的观点[14]。

　　在文章的最后，Jane Menken根据其在人口学几十年的研究经验，对该学科发展现状与方向进行了评介和指导。

　　首先，人口学研究与人口研究的能力建设密不可分。目前人口学研究的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最关键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是资金有限。人口学研究需要大量收集数据，包括横向数据与纵向数据。其中纵向数据因为只在某地点进行，数据收集难度大，样本数据又不具有推广性，无法与世界共享，需要多据点收集，因而从事数据收集的机构或项目正在较为严重的财政危机。第二，中低收入国家纵向数据不完善。至少有30个欧洲国家有国家人口登记，这些登记将个人的行政文件(出生、死亡、婚姻、离婚、移民)联系起来，形成纵向记录。然而在中低收入国家不存在类似的国家制度，卫生和人口监测系统不完善，纵向数据则较为缺乏。第三，数据分析能力不足。因着资金有限，各种统计项目大部分的预算都被用于数据的收集，而忽视了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从事数据分析的人员受训程度和工作时长不足，导致数据分析速度慢，不能及时地发挥数据的效用。

　　其次，人口学研究有赖于广泛的机构合作与跨学科合作。据多年从事人口统计研究的经验，Menken认为人口统计研究是一项需要多学科合作的事业，并且这样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机构的合作之上。

　　最后， Menken强调，人口研究包括人口学或社会学学者，都应该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以为社会政策做贡献为目标，做有政策意义和实用价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