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新闻：历史功能与争论

　　现象历史悠久，其诞生、阐释和转型都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一部分：社会价值观从集体主义转型到个体主义，伴随着概念的内涵从集体庆典转变为知名个体；社会权威来源从权威转移到话语，君王和英雄退出话语的核心，转而外包给商业，尤其是影视明星；当从的中介者转变为的制造者，新的类型也随之诞生。的研究学派视为夯实资本控制力的商品，温和的研究学派则视其为社群凝聚的平台。对于借助大众的新闻而言，者认为其是公共资源的占用者和根基的者，者则认为，新闻是者表达的手段，是边缘人确认边界的方式。

　　闫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电子邮箱：；丁一，武汉大学新闻与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RMXY2018C007)阶段性。

　　大众时代，(celebrit女人痣面相图y)风头无两，文化(celebrity culture)盛行不衰，新闻(celebrity news)层出不穷。是指那些“因为被广泛熟知而出名”的人(known for his well-knownness)(Boorstin，1961：57)，其诞生曾经依赖于教“封神”或“加冕”，但如今却仰赖大众的“造梦”。伴随着大众风行而崛起的文化不仅仅推动了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的繁荣，而且以其文化逻辑向其他领域殖民。最显著的影响便是文化对和公共生活的渗透，使得后者越发琐碎化、花边化、日常化和私人化(Furedi，2010)。文化的两大助力分别是娱乐产业(entertainment industry)和新闻业(celebrity journalism)，后者在20世纪初正式成为一个新闻门类。如果说，在印刷时代，新闻还局限于特定类型的(如通俗新闻)或者的特定版面(如体育版、娱乐版)；那么，在视听和新时代，新闻已经成为最普遍的新闻类型，也成为收视率和点击量的最有力保障(Turner，2010a)。

　　然而，与新闻席卷新闻业界的现状不同，学界对新闻的研究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固然有研究关注新闻的通俗化(popularization)、化(tabloidization)和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但其着眼点本身并非新闻，而是针对严肃新闻的通俗化趋势(Dubied & Hanitzsch，2014)；新闻是被而不是被客观研究的对象，它被视为一种肤浅的、低级趣味的、以私人问题牟利的报道活动(Franklin，1997)，使得将本该用于公共事务的时间挥掷于的、丑闻和私人琐事(Dubied & Hanitzsch，2014)，从而了社会的根基(Barnett，1998；Conboy，2006)。

　　面对诸种，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格瑞姆·特纳(Graeme Turner)(2010a)指出，对和新闻研究的轻视，罔顾了文化已经改变了现代生活这一事实。Drake和Miah(2010：63)呼吁道：“无处不在的文化现象意味着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深深地嵌入到当代的日常功能之中。文化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身份感和归属感，影响我们与世界、与他人乃至与我们自己的相处方式”，对此，或轻视都不如。

　　本文以欧洲、和美国学界的研究为主，从、研究(celebrity studies)和新闻三个方面，详细回顾和梳理了与文化相关的历史变迁、主要流派、现实变化和未来方向。希望这种建立在回顾基础上的综述能够帮助研究者厘清研究领域相关概念的发生和沿革，以为今后的细化研究提供参考。

　　“”一词经历了从公共性到私人性的转变，这其中，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的转向两大因素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十四世纪，法语célèbre一词开始指代“享有名誉的情境”，侧重强调公共领域中的声名(Drake & Miah，2010)。英文世界则直到1612年才首次出现celebrity一词，意指“庄严的仪式或庆典”(Hellmueller & Aeschbacher，2010：6)。该词脱胎于拉丁语中的celeber，意指拥挤的、常被提及的、受欢迎的。19世纪初，随着铜板刻印技术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个人肖像被广泛。随后，摄影术的发明和在新闻业的应用带来的影像(graphic revolution)使得个体肖像能够低成本、大范围地。英雄的功绩不再只能停留于口口相传的史诗、文字叙述的故事、炭笔绘制的插画，而是可以与直接的、可辨识的、真实的人物影像相连，便于识别、记忆和传颂。至此，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才真正出现(Drake & Miah，2010)。至19世纪晚期，美国和英国分别兴起了新闻(yellow journalism)和通俗新闻(popular journalism)，具体人物和个体故事成为与抽象的严肃新闻并行的主流新闻题材，加速了个体名誉被大规模的可能。至此，一词开始与个体的“名誉”(me)相连，标志着概念的私人化。20世纪初，新闻正式成为一个新闻类别。那时候新闻的主要对象是成功人士(ponce de Leon，2002：7)，聚焦于其私下表现而非左右公共事务的(Snyder，2003)。

　　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移民潮开辟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与此相伴，这一时期的主要构成也从生产主义(商业、科学精英)转移到消费主义(娱乐、体育明星)的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发明了视觉化的新时代，的影像进入了每个家庭的起居室。此时，展示出非凡的商业价值，不仅能够为商品代言促销，还能够反过来售卖“”这一商品本身(Gamson，1992：14)。巨大的商业潜力使得媒介产业迅速开始的资本化进程。好莱坞梦式的造星系统(star system)树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资本化标杆。这一造星体系经历了从“造神”到“造人”的变化：早期的好莱坞明星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符号，是神和君王(即，天上和权威)在当代的替身(Rojek，2001)。他们往往面容英俊/美丽、举止高贵优雅、毫无瑕疵，“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需求、动力和梦想”(Walker，1970：xi)。20世纪60、70年代左右，好莱坞明星才向“普通化”转变，展示出(精心控制的)个体化特质，成为典型的、普通的社会符号。

　　21世纪以来，消费主义的盛行和数字技术，尤其是移动数字技术的进步，拓展了人们对的消费潜力和消费时间。由于需求的增大，传统的和艺术供应短缺，大量普通人藉由真人秀或自崛起。对于“平民名人”(ordinary celebrity)而言，成就与声名的关系倒转(Bell，2009)：不是因为有成就才受关注，而是因为被关注而获得声名。不再依赖于天赋、能力或成就，而是与流量挂钩。大众精心制造名人的时代被了，观众们“选择”将自己的注意力投放给某个普通人，享受自己造神的满足感。

　　随着社会的化进程，从一种荣誉(英雄、勇士、贵族)为一种勋章(物质成功)，继而成为一种“细枝末节的成功皆可被英雄化”的大众消费品(Klapp，1949：53)。对此，Hellmueller和Aeschbacher(2010：6)总结道：

　　罗马人的名誉来自个体成就，徒的名誉来自力量，和教精英的名誉来自智慧。技术的发展将声名、公共荣誉与贵族血统、社会地位剥离，而成为一种大众可接触的商品。贩售面子和声名的新的大众市场标示着名誉作为阶级区隔时代的终结。

　　十九世纪中期，与私人化转向同时代的《拉丁语同义词手册》(Von Doederlein，1841)收录了的三个同义词，分别为重要(clarus，指因对国家的卓越贡献而享有盛名)、等级(illustris，指因社会等级或美德而享有盛名)和高贵(nobilis，指因属于某个声名卓著的家族而享有盛名)。在此基础上，近代研究著名学者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将划分为三类：血统型(ascribed)，指由于血统或家族关系而获得关注的人，如皇室、星二代；成就型(achieved)，指由于个人造诣或技艺而获得关注的人，如家、企业家、艺术家、体育明星；属性型(attributed)，指由于而获得关注的人，如新闻主角、真人秀明星(Rojeck，2001)。这成为目前研究中最常用的分类标准。

　　纵观历史，“”这一概历了三次变化：一是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变化。这一变化始于19世纪初，推动力量是造像术的发展和印刷的兴盛；二是从英雄到明星的转变。这一变化始于20世纪初，推动力量是商业主义的发展和随后到来的声像技术的飞跃。两次变化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媒介化(尤其是图像化)进程；三是从宣传到制造的变化。这一变化始于21世纪初，推动力量是互联网和自技术的发展，由此带来消费受众规模的飞跃。传统领域的供不应求，遂直接制造。三次技术飞跃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进而导识形态转型；而概念的转向不过是这种结构性变化的。

　　19世纪之前，celebrity一词专指仪式或庆典。此时，名誉与抽象的或一般性的集体行为相连。随着后工业时代物质生产的极大丰裕，社会价值观体现出从观(survival value)到表达观(self-expression value)的转向。以集体身份才能实现的需求不再迫切，对解放价值(emancipative value)——选择、平等机会、自主性的生活方式、性别平权、个体自治——的需求日益高涨(Inglehart & Welzel，2005)。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意味着个体对的重新定义：从“我们—社会”(we-society)到“我—社会”(me-society)，这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性印记之一(Bell，2009)。

　　现代化的过程与个人性(individualization)的三个维度密切相关：抽离(disembedding)，即与传统的、规制性的社会规则或履约体系剥离；(disenchantment)，即对于实践性知识、和指南而言，传统的安全性不再；再整合(reintegration)，即新型的社会履约体系接替旧的社会规则(Beck，1992：128)。随着传统的社会组织——家庭、教廷、学校——失去了对个体的约束、规训和控制，个体在日益多元化的选项面前拥有了选择权，进而选择自己的身份表达。换言之，现代化伴随着个体身份从“给予”到“选择”的(Bauman，2000)。人们的社会身份不再由血统或阶级出身决定，而是依赖于个体行为和个体实践。在面对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选择时，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来选定和表达个体身份。由于声名而容易辨识的成为最便捷的身份认同对象。换言之，是个人主义盛行之后的产物，意味着个体得以脱离集体身份获得可辨识性。

　　在个人主义兴起和社会价值观转型(social value change)的双重背景下，“”这一概念蜕去了集合化的“仪式或庆典”的涵义，完成了从集体化到个体化的转型。

　　在前现代的文化中，声名总是与或英雄伟绩相连(Braudy，1997)。罗马时期的是君主、勇士或马拉松冠军。他们会被写进史诗中传唱，或被铸造于钱币上流传。然而，工业社会的化特征与自然属性的权威体系背道而驰(Wordsworth，1800)，故而，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基于自然力的英雄的退场。

　　这一转折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移民潮和经济大繁荣的前夜。人口爆炸、快速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极大地冲击了社会结构。被媒介(media publics)取代。后者因为共同的信息消费旨趣——而非共同的历史、地域和血缘——而聚合(Wordsworth，1800)。组织方式的变革伴随着社会权威从(基于历史和地缘的)贵族阶层到话语的转移。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978)在论述的三种化来源时曾指出，社会对抗礼乐崩坏的方式之一便是造星/造神，是寄托于那些具有非凡魅力和个人特质的独特个体。魅力和独特性是化的一种外显形式。于是，“独特性”这一概念成为一种介于精英(elitist meritocracy)和平等(egalitarian democracy)之间的框架(Gamson，2001：261)。明星充当了“独特性”的理想载体。他们虽无英雄特质，但其高性使其具有了“准魅力”(quasi-charisma)，能够吸引的注意力。由此，“伟大”的主题由“英雄”降级为“明星品质”和“天赋”(Gamson，2001：264)。如同Boorstin(1961)所说，文化崛起的代价便是英雄价值的陨落。

　　有学者认为，明星的崛起是平权主义对精英的替代(Furedi，2010)，标示着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描述的“前权威”(pre-political authority)——父母、长辈、教师——的没落。同传统的精英相比，明星的权威并不在于其卓越品质，而在于他们能够作为其他个体的参照系。他们是角色模范而非(Mendelson，2007)，通过魅力而非实际控制来体现。正如Mills(1959)所说，精英(家或官员)通过决策直接影响社会；则通过影响的关注或左右的情感，或者直接影响精英，来施展自己的。

　　Furedi(2010)则不认同的出现是对既有权威结构的替代，而是将的权威视为既有权威的一种外包形式(outsourcing authority)。他指出，现代社会以质疑一切正式权威为时尚。所有的既有机构和者——家、父母、教师、、医生——都因持有而不断受到监督乃至质疑。这反映出现代社会观的迁移——从权威到权威“驱魅”(disenchantment)，甚至于走入另一个极端，即权威的妖(demonization)(Furedi，2010)。由于无法继续通过延续性和组织化的形式获得其公共性(public legitimacy)，实际的拥有者越来越不愿意展现，而是通过的外包转移给了顾问、专家、等，借这些“准魅力角色”(quasi-charismatic figures)示范社会准则，通过魅力而非实际控制来体现。作为权威的外包商，的角色模范地位无须合理化论证，也无须被实际或捍卫。一旦人们对某个名人失望，他就失去了作为角色模范的地位；大众只需要换一个新的偶像即可，并不会—大众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影响作为外包商的地位。因此，Furedi(2010：495)特别强调：“可以被削弱，但不会被摧毁”，哪怕这一形式的权威琐碎而短暂。

　　现象由来已久，但只有在被媒介化(medialization)之后，才从一种社会现象变成一种文化现象。现代就是一种媒介化构建(mediated constructs)(Olds，2012)，是、随从(经纪人、公关宣传、代理人)、和观众四方协商的产物。的经纪人等与协商，获得量；报道则是赖以的氧气(Drake & Miah，2010：55)；名人报道也反过来帮助竞争观众份额和商业收益；依靠观众的注意力置换价值，观众则通过满足娱乐消遣、饭后谈资或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目的(Van & Claessens，2014)。

　　与文化和社会文化不同，文化是媒介所主导和推动的一种文化(Turner，2010a)。此前，大众所扮演的是二传手和宣传工具的角色，将其他文化所构建的社会身份向大众推广；文化则由一手制造，并直接向大众推广。此时，的角色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社会身份的中介者(mediator)变为生产者(generator)(Turner，2010b)。通过自制电视剧、综艺节目、真人秀等，控制了生产、制造和营销一整条产业链，打造“自产名人”。“名人从精英转移到普通人”的这种变化被Turner(2006：153)称之为名人制造的“化转向”(the demotic turn)：普通人得以通过表演自己的普通而将其日常身份和媒介身份融合，这在以往的精英主义导向的文化中是难以想见的。“信息、传统、规训的首要提供者从社会机构转移到。不仅如此，还成为社会本身最重要的说书人(storyteller)”(Hjarvard，2008：13)。

　　媒介作为社会身份生产者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新的名人类型——“平民名人”——的诞生，如各类微名人(micro-celebrity)、网红(celetoid)、真人秀明星(reality television stars)等(Marwick & boyd，2011；Rojek，2001)。数字技术一方面无上限地提升了容量，一方面最大化地开发了人们的碎片化时间。随着需求的增长，传统的和文化已经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需要调整遴选标准，将“平民名人”包装为替代性产品(Schierl，2007)。同传统名人相比，平民名人往往拥有以下特征：第一，普通性。平民名人往往不需要过人的天赋、技艺或成就，只需要粉丝基础扩大到一定规模，就可以获得声名。第二，相似性。由于平民名人的普通性，他们难以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真人秀名人永远都只有几类人设，因为流水线化的真人秀节目倾向于批量复制那些容易识别且有市场的人物类型；网络主播业也是一人成名，千人模仿，试图复制已经成功的个人营销模式来瓜分市场；由于市场的高度，卖惨和审丑这类传统明星产业几乎不会涉及的形象营销也成为网红们的常规人设之一。第三，短暂性。由于他们没有卓越的天赋或成就，因此很难长久立足；由于其高度相似性，因此可以很轻易地相互替代。网红是作为传统名人的替代品而生产的，他们在本质上并不是耐用品而是快消品，其制造工艺本身就包含了“计划性过气”(planned obsolescence)(Turner，Bonner & Marshall，2000：12-13)。如果网红像老牌明星一样长青，就会挤占新网红的市场空间，从而不利于整个网红市场的快速迭代。因此，微名人总是速生速死的。普通的、相似的微名人被文化资本市场反复地生产、消费和抛弃。

　　在文化中的角色转变是社会结构调整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通常将视为中介物，其行为服务于其他机构——主要是国家，有时是资本——的利益。相应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都是透过媒介活动来考察其背后的利益关系和机制：媒介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是实现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利益之目的；甚至商业(commercial power)都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服务于更基础性或结构性的，如阶级利益或文化霸权等。然而，新世纪以来，媒介产业的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公电视被私人乃至跨国媒介组织替代。媒介巨头不再受某一的完全。媒介商业组织的首要任务也不再是服务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构建身份和共同体身份——的功能，而是以声称“服务国家”为手段实现商业扩张，最终服务于组织自身的资本(Turner，2006)。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92：114-115)将“这种能够对其他行使，并且超过了()交换率的元资本(meta-capital)”视为“定义了具体的国家”。Couldry(2004：24)援引此定义，将媒介的运作方式与国家相类比，认为媒介也是一种能够对其他行使的元资本，因此，具有“准国家”(quasi-state)的性质。不再是其他社会机构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有着自身利益和运作方式的装置”(Turner，2006)。这一装置将其建基于商业强制性(imperative)而非意识形态或强制性(Couldry，2013)，从而处于上的社会中心(perceived social centrality)。此时，媒介活动产生了新的主业，即，服务于媒介组织自身的资本利益，而其意识形态结果则降级为机构的副产品(Turner，2006)。

　　尽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研究的历史却并不长。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均有对现象的零散评述。直到1979年，英国电影理论家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出版了《明星》(Stars)一书，成为近代第一本系统性的研究著作。目前，研究主要由欧洲和的少数学者从事，如英国学者罗杰克、学者大卫·马歇尔(David Marshall)和特纳等，却并未受到主流研究的重视。Turner(2010a)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的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承认文化的重要性。、文化或新闻都被认为是琐碎而低俗的，不足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是“因为被广泛熟知而出名的人”(Boorstin，1961：57)。这是“”最广为人知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其实不限于特定的职业类型。“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形容词，指个体能够获取他人关注的能力”，所以有著名厨师、著名作家、著名美食家、著名健身达人……(Furedi，2010：493)。一言以蔽之，任何领域的成功都会通往“”状态。

　　鉴于“”的多重性，不同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也各有侧重。有学者将文化循环定义为“以声名为中心的文化”(a culture in which me is central)(Van den Bulck & Tambuyzer，2008：14)，有的强调文化的商业和资本属性，视其为“贩售产品并同时将自己作为产品贩售的文化”(Rojek，2001：14)。有的学者以类比义文化，将其类比为教，粉丝对偶像的有如教(Rojek，2001)；有的学者讨论逻辑(celebrity logic)对包括领域在内的其他社会领域的殖民(Gamson，1994；van Krieken，2012)。Driessens和Olivier(2014)参照Couldry对媒介文化(media culture)的定义，将文化界定为一种“以为主要意义来源的意义制造活动的集合”。它不仅关乎本身，还包括生产的整个产业、围绕的各种周边商品、附着于的不同意义，以及观众对的反应等一系列关系(Driessens & Olivier，2014：115)。

　　迄今为止，研究形成了两种主要径：商品说(celebrity as commodity)和平台说(celebrity as platform)。前者强调本身，认为既是售卖物又是售卖员，“既是消费的对象又是消费的工具，既是消费文化的产物，又通过为商品背书来鼓励和确证消费主义文化”(Cashmore，2006：269)；后者则侧重与受众的关系，强调在塑造受众的社会、文份认同以及创造共享的社会和话题方面的功能。

　　“商品说”由David Marshall在20世纪90年代末正式提出，认为显著的商品化只是一个指标，标示着资本主义将所有个体商品化的这种日趋广泛的。是现代文化两大主导性意识形态——个人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的载体，并且这种意识形态话语超越了流行文化的范畴，体现出向其他领域的迁移乃至殖民(Marshall，1997)。

　　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人类伟大”的幻想而精心制造的“人形拟态事件”(human pseudo-event)(Boorstin，1972：49)。无论是早期的“型”，还是后期为了差异化定位而制造的“个性化”明星，都有目的地迎合了大众或小众对理想“”的想象。他们是无以复加的“超级个体”(super-individuality)(Morin，1975：148)，是“加身的另一个我”(a glorified image of the self)(Gorin & Dubied，2011)。这一拟态事件在过去由教和制造，如今则由无孔不入的资本力量把持。以明星为例，影视名人从诞生之初就是消费资本主义的产物(Marshall，1997)。自1915年起，电影明星的形象定位就从单纯的演艺事业转移到了其总体形象(deCordova，1991)；20世纪20年代起，好莱坞工作室通过发行专门的明星来控制明星形象，使其成为“工作室自有并运营的商品”(studio owned-and-operated commodities)；到50年代末，随着好莱坞工作室体系的，明星开始成为“自有商品”，自己控制自己的公开形象(Gamson，1992)。如今，明星制造工业已经形成了高度流程化的生产线来制造、组装和贩售“明星”这一商品。这一生产线由高度发达且有机组织的专业和次级专业门类构成，包括经纪公司、公关团队、娱乐记者以及明星的包装、训练、管理、代理和营销机构等，是一个完整的商业门类。作为产品的明星并不是自然人，而是“一种个体化的公司实体，有着可辨识的品牌并依赖受众的忠诚度”(Marshall，1997：83)；他/她的脸就是商标(logo)(Mitroff & Bennis，1989)。

　　名人是市场资本主义的理想中介体，因为他们同时存在于公私人场域，能够同时满足多个细分人群的认同需求，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名人的营销策略与产品的销售策略一样，通过差异化定位瞄准细分市场。Cowen(2000：36)指出，对于名人这一商品而言，声名与美德是分离的。在“名声经济学”(economy of me)中，能够迎合消费者的某些产品特质(如情、叛逆、粗俗)可能与传统意义上的美德背道而驰；但这种悖离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粉丝选择将声名与美德分离，如此名人得以更加丰富和多元，最终还是粉丝从中受益”。然而，多数所谓“离经叛道”的名人也仅仅是“坏小子”式的叛逆，而非式的。他们与“完美型”名人在功能上是一致的，即，通过多元而差异化的产品结构保持稳固的受众份额，以抵消文化产品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Drake & Miah，2010)。

　　商业名人所代表和贩售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Hall，1980)。名人形象从来不是反主流的，而是通过重复、再生产以及对异质价值的调适或模糊，来维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手段(Macé，2002)。明星们“表达了个体的理想状态”(Dyer，1986：8)，是主流的社会理想、规则和价值观的代表。他们是人人仰望的理想化样板，往往容貌出众又才华横溢，通过不懈奋斗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成功；他们又是触手可及的社会模范，践行服务社会、回归家庭和奉献爱等标准化价值观(Gorin & Dubied，2011)。例如，家庭主题严肃的恋爱和婚姻关系，而贬抑分手、离婚和出轨；儿童主题强调赋予新生的喜悦和抚育生命的神圣；职业生涯这一主题则高扬“奋斗才会实现梦想”，而非强调明星的幸运和偶然(Gorin & Dubied，2011)。作为文化工业的产物，明星文化本质上是保守的，甚至是极端保守的，致力于保存既有的社会不平等，进而物质主义霸权(materialist hegemony)(Dubied & Hanitzsch，2014：138)。由于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高度相关性，文化被视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理想工具，有力地代言了市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现代文化工业精心制造的形象成为商业资本主义逻辑的背书人，通过将特定的价值自然化(naturalization)而将社会宰制合理化(Marshall，1997：43)。

　　与此相适应，新闻往往是去性的(apolitical side)，将受众注意力从或公共事务转移到琐碎的私人事务；其报道方式也往往极尽煽情主义之，削减乃至消解了受众对这类话题采取立场和思辨的可能；这类话题的导向反映并夯实着主流价值观，造就受众对商业资本主义的认同而非反思(Conboy，2006；Couldry，Livingstone & Markham，2007)。商品化导致的隐匿和消费大众的聚集，这是“商品说”所认为的，文化的真正危害。

　　文化及文化逻辑更大的影响力在于对其他社会领域的殖民，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活动、公共话语乃至日常生活。随着逻辑的扩张和、公共话语的泛娱乐化，对严肃的兴趣日趋下降。活动和公共话语不得不进一步娱乐化以试图和激发的参与度。这一恶性循环导致力和模式的变革(Dubied & Hanitzsch，2014)。逻辑对领域的影响首先体现为的明星化。同此前几乎完全依赖政绩的人物相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明星通过个人形象、人格魅力、私人生活乃至无伤大雅的花边新闻等各个层面的精心控制，谋求选民的认同与支持。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就是热搜榜上的长客，通过有意的个人形象包装，来迎合对的喜好。人物娱乐化的后果之一，是对特定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有时候并非基于对政策本身的衡量，而是出于对明星个人形象的喜爱或厌恶。

　　逻辑对领域的第二大影响体现为娱乐明星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他们或者为严肃的观点站台、游说或背书，或者为公益性事业或代言。明星的这种公共活动固然能够将其在娱乐领域的号召力借用到公共领域，Franklin(1997)却认为，这种表面上的影响力转借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明星的参与将形式的论辩成为娱乐事件(newszak)。粉丝们对某个观点的支持并非出自的选择，而只是者的狂热。最典型的例子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6年的党提名大会上，邀请包括影星凯蒂·佩里(Katy Perry)、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球星贾巴尔(Jabbar)在内的一众为其站台，以争取这些明星的海量粉丝对自己的支持(Furedi，2010)。此时，她所争取的选票并非来自选民对其施政纲领的认同，而是粉丝对于偶像之热爱的无条件嫁接。这种娱乐直接介入事件的情景，在九十年代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平台说在承认商品说的前提下，提供了和文化的替代性解读。Dyer(1987，1998)和Marshall(2006b)等学者都提及到平台说的核心观点，强调为提供了一个讨论社会和问题、规范和价值观的平台。

　　“明星是人们叙述、协商和阐释集体经验并建立边界的符号”(Breese，2010：337)。第一，名人能够强化和夯实社会规则，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social control mechanism)。是社群对个体不端行为的调整性反应(Wilson，Wilczynski，Wells & Weiser，2000)。名人通常涉及那些违反规则的行为，如行为不检、离经叛道、搭便车等。通过对这些行为的负面评价和反复，名人承担了实际上的监督功能，给违规者和潜在违规者以压力和威慑，从而以最低的代价来规约行为(Stirling，1956)，使个体行为趋向于遵从社会规范。第二，受众对名人的参与、讨论和本身就是一种间接性的社会规范习得行为。人们通过对他者，尤其是高可见度的轶事的反复消费和传递，实施观察性学习(observational learning)，从而在无须以一手经验的情况下，就能从别人的伟绩或中调取和习得规则。第三，对名人的讨论界定了群体的边界，强化了身份认同。名人通过充当普通人的谈资，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基础(knowledge base)，从而构建起一个凝聚受众的“知道社区”(knowable community)(McDonnell，2011)，促进群体边界的界定和群体身份认同。人们得以就共同知道的话题开展交流，交换他们对现实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分享对规范和价值观的具体化和操作化认知(McDonnell，2011)，乃至延展至更广泛的和公共事务(Van den Bulck & Claessens，2013)。

　　同“商品说”中对的神化和理想化不同，作为讨论载体的往往以“普通人”的形象出现。他们有平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有普通人面临的困境和俗事，从而更容易取得观众的身份认同。娱乐的核心并非“他们”，而是“我们”读者(McDonnell，2011)；其要义不在于将“他者化”，而在于将“我者化”，在于使读者通过对的谈论实现对的关照和投射。正如Dyer(1998：47)所说：“明星的重要恰在于其典型性或代表性”。作为“普通”人的名人如同一面镜子，使读者可以反观自照自己的人生诸事。

　　新闻是指那些遵循特定的新闻标准和日常活动而生产的、以名人的私生活而非公共生活为焦点的新闻(Gorin & Dubied，2011：600-601)。

　　同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的边缘化地位一样，新闻在新闻学领域也鲜登大雅之堂。除了特纳(2010a)所谓的文化研究传统的傲慢以外，新闻的所属领域界定不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Dubied和Hanitzsch(2014)认为，新闻似乎属于多个领域，但却未在任何一个领域得到充分讨论。甚至于新闻到底是不是一种新闻都曾反复拉锯。

　　新闻和传统新闻遵循着两套生产逻辑。传统新闻的规范逻辑是面向公共服务和更大的善，将受众视为需要信息供应以做出决策的；新闻则将受众视为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主要关注个人和私人领域(Gorin & Dubied，2011)。由于逻辑起点的迥异，新闻给传统新闻带来了一系列冲击。如为娱乐性信息性、为煽情性而失之准确性、为故事性而耽于琐碎性、为效果性而罔顾性等等。Dubied和Hanitzsch(2014)在《新闻研究》一文中将这种冲击总结为三点：第一，新闻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时时与广告商和公关公司共舞，从而使得新闻的可靠性大打折扣；第二，新闻挑战了传统新闻法规和职业，尤其涉及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问题和记者的非性行为与调查报道问题；第三，新闻改变了记者和信源之间的关系，从相互的乃至质询型的关系转换为相互依存的、乃至利益型的关系，从而影响了新闻业的。Turner(2014)将新闻与传统新闻的差异归结为生产流程、产业格局和新闻内容三个核心问题。

　　首先，新闻的生产没有突发性。大部分新闻是组织性的，是名人及其经纪机构规划和公关的产物。它们由组织运作并推送，出于商业而非信息目的，服务于报物的利益而非的知情权。由于公关业的强大，名人信息供过于求，名人新闻的采写不是记者主动挖掘，而是等待经纪公司、企业公关部门或发布会的信息推送或打包通稿；娱乐记者不再是传统的信息搜寻者，而是一个信息过滤者。

　　最明显的是对精心策划的“娱乐事件”的报道，这些事件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取记者的关注，并借道向发布，将新闻业变成娱乐业的新闻发布渠道。娱乐记者了然自己被公关公司和经纪公司利用的现实，但是他们除了合作别无选择，否则就会被排除在游戏之外，无法继续获取信息。娱乐记者了性，与信源相互依存，乃至被信源。

　　这种情境与新闻和商业新闻有类似之处，只是娱乐新闻的处境常常被忽略。《人物》(People)的一位编辑直言：我们在做新闻和做名人的传声筒之间有一条明确而细微的分界线；保持娱乐新闻的正直性太困难了，因为太多方面试图去控制名人形象(Gamson，1992：85)。因此，娱乐新闻业“处于记者试图控制内容和名人试图寻求可见度的长期斗争之中”(Hellmuller & Aeschbacher，2010：30)。当这场斗争置于市场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时，娱乐产业、广告公司和董事会都站在记者的。娱乐新闻业越依赖售卖明星报道为阅读率或二次售卖为广告额，编辑部在内容和导向方面的议价权就越式微(Hellmueller & Aeschbacher，2010)。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是狗仔队(paparazzi)承担了娱乐业“挖掘者”的角色，尽管狗仔记者的报道动机与新闻记者殊为不同。公关专员、娱乐记者、狗仔队之间的持续性斗争实际上是“信息经济”战争中关于自主权和控制权的斗争(Hellmueller & Aeschbacher，2010)。这场战争需要一个仲裁者，确保基本的专业和价值判断能够被遵循。但在当下快速变化的媒介中，新闻业的传统准则也在巨大的挑战。因此，在承认娱乐新闻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的同时，何谓“传统新闻业”未尝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第二，新闻对图片的绝对依赖创造了新的图片新闻产业格局。名人新闻诞生的主要技术动因之一便是摄影术，后者具体可感的影像提供了对报道对象产生认同、投射和的具体载体。近年来，名人图片产业的昌隆是供需技术双双进步的结果。在产品供应方面，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的发明不仅提高了图像获取的便利性，而且扩大了图像提供的可能性——不再需要专业的摄影器材，人人皆可为狗仔。在产品需求方面，因特网——包括各类网站、社交、粉丝应援会等——产生了巨大的、无上限的容纳力；更重要的是，移动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受众的使用时间，人们无须在专门的时间和地点收看娱乐新闻或阅读娱乐，而是可以随时掏出手机刷新闻；便携技术对碎片化时间的拓展尤为明显，而碎片化阅读几乎与娱乐新闻是天作之合。由此，供求技术的双重进步直接刺激了名人图片产业的繁荣(McNamara，2011)。

　　这种繁荣冲击了传统的新闻图片供求格局。传统的新闻图片主要来自两大渠道：机构的摄影师和来稿人。后者所占比例甚低，并且主要通过向新闻机构直接供稿的方式获取报酬。传统的名人图片业往往从这些大量低成本的供稿中偶尔爆得一两张独家图片，指望财大气粗的机构收购并发表。但供需技术的进步和供需市场的繁荣改变了摄影产业的格局，摄影记者——主要是狗仔记者们可以绕过新闻机构，直接发布图片并换取收益。于是，2000年以来，大量自有品牌的娱乐网站主导乃至垄断了名人图片供应(McNamara，2011：516)。来稿—编辑刊发或狗仔供稿—收购的两类图片供求传统被彻底改变了。网络分发平台的崛起将过去“不上台面”的狗仔变成了主流，机构摇身变为新闻提供者。

　　第三，新闻以为主要内容，真实性不是其首属要求。娱乐记者的可信性不是建立在其对信息进行验证并准确报道的能力之上，而是建立在其获取信源的能力上。与明星或经纪公司良好的私人关系意味着娱记能够持续性地获得一手信源。持续性——而非真实性、突发性等——是娱乐新闻业保持兴旺的要义。这种业态产生了两个事实：一是娱乐新闻与新闻和体育新闻一样，产生了知名记者，他们自己就是权威信源，而无须为自己的报道提供辅助性；二是传统新闻要求记者与信源相互，娱乐新闻却乐于强调记者与名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甚至是成功娱记的必备素养。新闻的判断标准不是准确性，而是记者能够获取独家信源的能力，哪怕这种信息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观众们消费起来依旧乐此不疲。

　　尽管新闻在生产程序、供需格局和新闻内容三方面都与传统新闻迥异，Turner(2014)还是认为，新闻是一种新闻形式。新闻之所以地位低下，主要是因为被引入了与传统新闻相比照的“好—坏”“优—劣”的二元参照系之中。他认为新闻在满足人们的娱乐性需求方面与传统新闻是一致的，只是具体作用有所不同；新闻保持了某些传统新闻的特征，也将娱乐新闻的逻辑渗透入一些过去由传统新闻控制的领域。

　　例如，娱乐新闻沿用了传统新闻的某些价值判断标准。如重要性：的咖位越大，得到的关注越多(Sissons，2008)；戏剧性：事实的情节越夸张、冲突性越强，点击率就越高(Olds & Barnes，2013)；临近性与亲密性：名人与观众相似性和认同感越高，其新闻就越受欢迎。大量研究表明，本国/本土名人比国际名人对受众的吸引力更大，哪怕有些本土明星的影响力仅限于国土的地理范围内。McElroy和Williams(2011：197)为此专门创作了“localebrities”一词来称呼这些影响力不出国门的。

　　有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人人喊打的狗仔队才是新闻价值的坚守者。Meyrowitz(1985)认为，狗仔记者是高度控制的名人形象机器(celebrity image machine)的挑战者，是游离于娱乐资本控制之外的解药(antidote)。Squiers(1997：99)甚至认为，“在严格控制的(娱乐工业)体系下……狗仔甚至是唯一摆脱公关公司的控制而报道名人的记者”。这并不是说，狗仔提供了，但起码提供了一种在资本控制之外的替代性形象。狗仔新闻也了一定程度的现实，只是这些现实可能比较私人、琐碎，其获取手段也尚存争议；然而，现实的发掘不应该因为其内容或形式而受，只有报道失实才能算作新闻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狗仔记者对形象的与其他记者对精英的监督一样，都践行着新闻业监督社会和质疑的职业准则。尤其是在严肃新闻业被控制和资本的今天，严肃新闻记者并不总是像他们的那样，挑战信源、寻找替代性观点或发表质询(Mendelson，2007)。相反，精英记者常常与持有人产生认同，将自己视为过程的一部分(Fallows，1996)。由此观之，狗仔记者甚至代表了新闻业最好的一面——突破重重控制挖掘替代性的一面(Mendelson，2007)。尽管娱乐新闻的生产方式与传统新闻有所不同，但娱乐记者并不是作家，娱乐新闻也不是小说、段子等虚拟性作品。记者也遵循特定的准则来采写娱乐新闻，也需要挖掘真实和记录(Gorin & Dubied，2011)，即便这些参半，也只能说明娱乐新闻记者行为失范，而不是说明娱乐新闻不是一种新闻。

　　rnebring和Jnsson(2004)从新闻发展史的角度提出，所谓新闻对传统新闻业的挑战，不过是新闻业周期性形态革新的一部分。这种新旧更替在历史上曾经以多种形态出现，本身就是新闻业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例如，美国在19世纪早期和晚期相继出现了便士报和新闻，在当时同样被视为“异类”(rnebring，Jnsson，2004：287)，被斥为“拉低了新闻业的标准”(DeFleur & Ball-Rokeach，1989：52)，并且至今也被视为严肃新闻的。然而，便士报重新定义了“新闻”这一概念，将其从原先的报道和商业消息拓展到民生层面，迎合了新兴的工人阶级及其所附带的巨大市场，并且逐渐壮大成为一种不可忽略的新闻类型。

　　每当一批人被传统的机构长期忽视时，他们的需求最终会被经过设计的机构所满足。每当此时，既有的读者群体总是嘲笑新的内容如何低级和感性。但这种嘲笑并非总是应然的。如同儿童总是从童话故事开始阅读，而后才进阶到严肃内容的学习一样，媒介机构首先接触到一个读者市场时，也会先从煽情类的初级内容开始，因为这正是他们此前所忽略的。在通俗新闻的历史上，每当出现最值得关注的新发展时，这种模式都会一再出现。在1620年，1833年，19世纪90年代或1920年，对长期被忽略的新的的发现，都是以煽情主义的风潮开始。

　　rnebring和Jnsson(2004)据此提出：新闻业中的“他者”始终存在，这不过是建制派新闻对非我族类的一种定义；这些“他者”拓展了受众对象，开辟了替代性公共领域，使得草根群体对建制派精英的对抗可以前台。新闻娱乐化并非自名人新闻始，因此也不应该将名人新闻打入另册。

　　对新闻更多的不仅局限于新闻业，而是扩展到新闻的社会影响。研究者们往往的肤浅性、琐碎性、私人性和煽情性，将的注意力从那些他们本该关心的事务，如和公共事务上转移开来(Couldry，Livingstone & Markham，2007)。这种文化的扁平化(cultural flattening)会使得对漠不关心，从而危害(Conboy，2006)。然而，在这些主流的声音之外，研究的学者们倾向于从替代性的视角，考察新闻流行的机构性成因和社会化影响。

　　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1996)在《流行性现实》一书中指出，将信息与娱乐对立、硬新闻与软新闻对立、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对立、公共服务性与商业对立，这些都是阶级和性别二元主义的体现形式，却被政策制定者、学界、新闻界和普罗大众普遍接受。它们被冠以“常识”(common sense)之名，却了其关系之实，尤其是已经确立了主流地位的、建制派的意识形态对边缘性的、或新生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

　　有一些实质上是看似掌握了(经济和话语)的中产阶级对底层的文化霸凌(Shattuc，1998)。这里的底层，援引Gloria-Jean Masciarotte(1991)的定义，包括任何属于“女性，工人阶级或下层阶级、有色人种”类别的人，他们都不同程度上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为大众的主体，而非中产的、个体的主体。站在前台的中产——而非精英——阶层通过“庸俗”“低级”“毫无品位”等标签，贬低、和于更加阶层的“价值体制”(regimes of value)(Frow，1995)。如抖音、快手、喊麦、嘻哈、网红主播、等一系列被打上“俗”标签的文化，它们所遭受的反映了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面对“不礼貌的和不友好的底层行为时”(Shattuc，1998)所感受到的。这种以“品位”为名的了实质上的关系。它们所代表的人群是在主流文化控制之外的一群人(Shattuc，1998)，是长期的被压抑者和被忽视者。传统的主流文化没有为这部分群体提供消费的对象和发声的空间；当市场扩容和技术便利提供了这种可能，使得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文化形态表达自身、满足需求、传递时，他们同时了精英和中产。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1989：231)在《不尊重：知识与流行文化》一书中指出，流行文化的“性”是对精英标准和捍卫他们的知识的一种故意的冲撞：

　　弥漫于这些(庸俗文化)流派中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从未以纯粹的形式表达过(不论这种纯粹的形式可能是什么)；它们的表达总是通过并伴随着由于被和被而产生的社会怨恨。如果一种只会鼓吹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没有重新诠释这些不受尊重的阶层所表达的性，那么这种在与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治理下的民粹主义语言的任何竞争中，都将无所凭依。

　　Frow(1995：158)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知识阶层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性，一方面淡化了资本的性角色，一方面接受了作为知识的定位。

　　知识阶层的这种两难性和两面性在文化学派对通俗文化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直到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学派才开始逐渐承认，不能再将流行文化及其受众视为“文化笨蛋”(cultural dopes)，才开始将通俗节目、新闻及其受众群体作为值得正视的研究对象。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哈特利、伊丽莎白·伯德(Elizabeth Bird)等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都曾指出，包括新闻在内的新闻的兴起表明传统的社会机构，如传统、法庭、和其他机构，不足以替全体大众充分发声。是“社会大众，尤其是那些无力改变现实处境的人表达他们对社会不满的”(Fiske，1989：117)；是边缘群体通过寻求“我们能够使用的新闻”(news we can use)来应对现实挣扎的手段(Bird，1998：48)。

　　哈特利(1999)据此进一步认为，新闻是现代社会正在经历的化(democratization of the media)的一部分：与精英式的娱乐休闲活动分道扬镳，也不再将信息和教育需求奉为圭臬。它关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和严肃不屑于关注的领域——私人的、情感的、隐秘的，覆盖的是被阶层边缘化的群体——如女性、有色人种、低收入和低教育群体，传达的是现代的——猎奇、围观、猜测、、捕风捉影和聚众狂欢。上述趋势意味着向边缘人群敞开了大门。后者从社会中的边缘人成为商业市场上的主流消费者，在日益丰富的媒介内容面前拥有了更多的自决(powers of self-determination)。因此有理由乐观地认为，这一媒介内容多元性增殖的副产品激发了边缘群体的潜能。而新闻正是“化娱乐”(democratainment)的一种体现。

　　从托德·吉特林(Gitlin Todd)、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tudson)到哈特利，所有的都是精英主义的，所有的也都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回护。双方都在传统精英的框架下，秉承了对理想共识，来新闻对的腐蚀或辅助。所有的这些争论都建立在一个“好新闻vs.坏新闻”二分法的基础上：严肃新闻、硬新闻、服务于公共福祉的新闻是好新闻；娱乐新闻、软新闻、服务于个体的新闻是坏新闻。Conboy(2006)指出，这种分类法不是将二者平行式并置化而是评价式对立化。当以前者作为一种理想性的新闻标准时，后者自然弊端处处，无一达标。

　　如果跳出这种二分法的争论，则意味着另一个更广阔的可能，即，存在一个“精英—庸众”框架之外的群体，一个“—对抗”逻辑之外的群体性认知。McNair(2003：49)不无谨慎地提出：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对有些人——甚至对大部分人而言，我们可以试探性地这样——轶事、丑闻、等都是世界的一部分；除了严肃以外，它们是全面的文化生活的元素之一，存在于由真实人类组成的真实世界上。”同此前精英主义的或不同，这类提法跳出了“好vs.坏”的视角，打破了二分法的分类，将新闻视为一个与严肃新闻并行的新闻类型；将娱乐传递的意识形态视为一个和主流意识形态并存的价值类型；将新闻服务的大众视为主流公共领域之外的一个替代性公共领域(rnebring & Jnsson，2004)。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讨论的理想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具有基本的统一性和涵盖一切的包容性，每个人遵循辩论和平等之原则参与公共生活。他将公共领域视为一个的场所，故而具有单一性；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1989，1992)则将公共领域视为一个文化认知的仲裁者，因此具有多元性。她(1992：122-123)在《反思公共领域》一书中提出：

　　在分层社会中，那些能够适应多元化的竞争性的安排，比综合性的、包罗万象的、单一的，能够更好地促进平等参与的理想。……历史记载着从属性社会群体——妇女，工人，有色人种和同性恋者——一再发现其在构成替代性方面的优势。我称他们为次反，以表明他们是一个平行性的、散漫的领域，其通过发明和反话语对其身份利益和身份需求做出(与主流话语相)对立的解释。

　　在大众媒介中介了绝大部分社会生活的今天，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和皮特·达尔格伦(Peter Dahlgren)等学者认为，哈贝马斯所提倡的面对面对话已经不再是讨论的基本形式。相反，人们藉由大众提供的公共场所(public arena)来开展社会对话(societal dialogue)，从而造就了媒介化公共领域(mediated public sphere)(Dahlgren，1995：9)。他们均参照了弗雷泽的观点，认为公共领域不是一个一元体，而是一个多元体。存在一个主流媒介化公共领域(mainstream mediated public sphere)和多个替代性媒介化公共领域(alternative mediated public sphere)，主流性的前者创造了边缘性后者的必要性。这个新的公共领域空间给了原本被的边缘人群新的争夺空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核心斗争，就是一个阶级(通过传统权威和精英)争夺新的社会地位的斗争，而媒介化公共领域的核心斗争是可见性的斗争，即被首先看到和听到的”(Thompson，1995：247)。

　　rnebring和Jnsson(2004)进一步讨论了替代性媒介化公共领域的四个特征，即，替代性公共讨论应当是由主流之外的渠道承担，由主流人群之外的替代性人群(other participants)以替代性形式(other forms)来讨论替代性话题(other issues)。新闻通常发生在主流平台——、电视、，但满足其他三个条件；而一旦这类新闻或信息通过网络，就完全满足了四个条件。通过关注那些被认为娱乐化和私人化的问题，新闻开辟了替代性媒介化公共领域——一个新的领域，使得，尤其是女性和边缘人群得以参与到社区讨论和身份建构之中(Turner，1999)。那些原本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问题，不仅通过娱乐新闻获得了公开讨论的机会，而且得以与问题和公共事务并列。人们在晚间新闻时段不仅能够看到、公共问题，还能够看到家长里短、生活琐事、情感纠葛、乃至个体喜怒。这种并置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得以相互连通(Lumby，1997)。

　　然而，大多数新闻的研究并没有将新闻上升到替代性媒介公共领域的范畴。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尽管新闻是新闻化和新闻软化趋势的核心内容，但是，其生产逻辑与通俗新闻、民生新闻和煽情性报道等仍存在根本差异。后者尽管对新闻原则有诸多挑战，但依旧是严肃新闻产业的对立构成；而新闻则与资本有着盘根错节的纠缠。对资本主导的文化的消费，能够产生与资本逻辑并行的替代性文化吗？Turner(2006：157)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哈特利的“化娱乐”的论点过于乐观了：“在‘娱乐化’这个新叫法中，‘’是‘娱乐’的一种偶然性和意外性的结果，是其中最不系统的部分。”不论的类型如何丰富，依旧是高度层级化和类型化的；不论各类娱乐节目、真人秀和网红等平民名人的数量如何众多，也无法改变名人经济依旧由媒介产业控制的事实。呈现了更多样的社会阶层并不意味着的来临，因为多元化本身并不是一种内生性的形式。因此，文化的上述发展与其说是一种“化转向”(a democratic turn)毋宁说是一种“化转向”(a demotic turn)(Turner，2006：158)。它只是产生了新的名人类型，却并没有资本的逻辑，也没有给弱势阶层更多的赋权(Turner，2006)。只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原先被忽略的边缘人群和原先无法整合的碎片化时间得以聚合为新的利基市场。这个新的市场或许在早期呈现出某些新鲜的形态，却并非旨在于资本的逻辑。文化及新闻所面向的大众是服膺于资本的消费者，而不是挑战的次反。

　　本研究围绕、研究和新闻三大方面，分别从起源、历史、变迁、分类、争论等诸多层面，回顾和梳理了国外学界的相关性研究。

　　一旦我们将目光投诸较长时间的人类历史，便可以发现，作为一项悠久的人类现象，的诞生、阐释和转型都是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一部分。作为君王和英雄的都曾经处于的中心，只是随着资本的崛起，商业名人才开始成为系统——而非系统——的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转型为提供了更丰富的受众群体，而媒介角色从中介者到制造者的转变则创造了完全以声名为交换价值的媒介。针对20世纪以来文化，的研究学派视为夯实资本控制力的商品，温和的研究学派则视其为社群凝聚的平台。对于借助大众的新闻而言，者认为其是公共资源的占用者和根基的者，者认为，新闻是者表达的手段，是边缘人确认边界的方式。然而，只要依旧是资本的产物，围绕的文化和商业行为便始终在商业资本的控制下循环。新的产品在源源不绝地生产，资本的逻辑也在生生不息地延续。从这一意义上说，未来关于、研究和新闻的讨论，依旧要在的视域中良久盘桓。